１９４０年，侵华日军７３１部队利用“雨下法”在浙江宁波地区实施鼠疫战，致使该地区暴发鼠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日本为何在此时对宁波地区实施细菌战呢？
原来，自“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东部沿海就仅存宁波这个港口城市了，直接对外贸易总额及海关税课却逐年上升，可见经济已经呈现出畸形繁荣。１９４０年夏，日本企图加强封锁闽浙海岸线，很快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陆战队迅速攻入宁波镇海，但国民政府军队积极反攻，仅几天时间就驱逐来犯之敌，成功收复失地。
同年１０月２７日，正当蒋介石在重庆指示驻美特使宋子文，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三百架新式战机，协助中国维持最低限度的防空力量时，在蒋的家乡宁波，一大早就拉响了急促的警报声，一架日机入侵至甬城上空，抛洒下大量传单：“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日机再次入侵，仍然没有轰炸扫射，却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区开明街一带。
进入１１月后，波市市辖区鄞县当地报纸开始刊登鄞县鼠疫消息。１１月２日《时事公报》报道，鄞县城关镇开明街于１０月３０日“发现流行急性疾病，蔓延甚烈”，３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１０人以上，其病状为“恶寒、发高烧，旋即不省人事，临死有腹泻”。
鄞县卫生院收到报告后，将细菌作初步研究后，认为与鼠疫高度相似。而华美医院院长丁立诚认为，仅凭这些还难以断定这就是真实鼠疫。
11月3日，丁立诚在十二岁的患者俞元德身上抽取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化验，得阳性结果。次日，经过鄞县政府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鄞县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联合确定这些细菌就是鼠疫。华美医院相关人员经过解剖与细菌检查，最终确定此次所流行的病疫症确实是鼠疫。
11月5日《时事公报》刊发首份防疫专辑，此后，每天都登载防疫动态。
不过，直到１９４９年在伯力审判中，日军细菌战战俘的口供，才提供了石井四郎与日军 1940 年细菌战的众多细节。
日军战犯柄泽十三夫时，印证了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战，在起诉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１９４０年９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１２月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当检察官问：“这报纸上记载有什么消息呢？”柄泽回答：“据我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时掷下过某种东西。”检察官追问：“你亲自看见过这段新闻么？”柄泽回答：“是的，我亲自看见过。”
但是，柄泽十三夫的口供并没有说明石井四郎远征队，到底在华中的什么地方进行了细菌战。
此时，另一位被告西俊英则供称了相关事实: “我还知道日军两次实际使用第 731 部队内所造细菌武器的事实”，其中，第二次是“1940 年 5 月至 7 月间，由石井中将率领的第 731 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宁波一带使用过鼠疫菌去攻击中国军队，方法是用飞机散播鼠疫跳蚤”。
这两人的口供，直接证明了石井四郎1940 年在华中地区的“宁波一带”实施了鼠疫战，导致第一次感染致死104人，二次感染致死1450 人。
最终确认开明街染疫病情为鼠疫后，宁波鄞县各级政府开始了鼠疫防治战。
县长俞济民发布《鄞县县政府布告》第２９１号，称“我们宁波不幸发生鼠疫巨祸”，必须“严厉封锁”，为此“布告全县民众一体遵照”，“不论亲友一律拒绝收容”。
县政府秘书长章鸿宾一边电报省政府，一边采取更为严密的全面防疫措施，如设立隔离区和隔离医院，报刊宣传鼠疫防治条例等。
因防治战积极有效，宁波鄞县的鼠疫的蔓延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