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干预，通常有四类：
一是国家机构提供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比如政府、国防、警察、法院、国会、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及制度法令等。
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类经济干预，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家极力支持。
二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实施宏观干预，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逆周期调节，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提振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复苏。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宏观干预，新古典主义者则普遍反对。
三是政府出于各种目的而实施微观干预，比如价格管制，产能限制，产业补贴，设置准入门槛，进出口配额，出口退税，贴息贷款，等等。
重商主义者支持微观干预，凯恩斯主义者普遍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极力反对。
四是政府直接接管经济活动，垄断军工、航天、石油、通信等核心产业，甚至投资各类产业。
除了苏联计划主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做法。
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讨论的经济干预主要是第二、第三类。不过，这种简单分类反而遮蔽了经济学家透视问题本质之双眼。
经济学家必须解释上述第一类干预中国家及公共用品的存在。如果无法解释国家的存在，经济学的大厦就崩溃了。国家割裂了市场，限制了劳动力、资本、科技、信息的自由流通。那国家为何还是存在？
比如，法定货币便是国家制度的产物。货币为什么由国家垄断？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对此难以自圆其说。如今，法币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矛盾深远。
又如，一国对他国发动贸易战，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贸易战是一种公平秩序矫正的极端手段，经济学家是否支持？
再如，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财富，这是否意味着对市场分配机制之否定？经济学家该如何合理解释福利制度的存在？
再看第二类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后，宏观干预大行其道，如今已走出一种模式叫“日本化”。世界经济“日本化”是否有合理解释？如果这一趋势存在问题，那么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
接着看第三类干预，历史上绝大多数微观干预都以失败告终。但同样需要解释两种现象：
一是税收制度是否也是一种微观干预？
二是每个行业几乎都有准入门槛，如律师、会计师、电工等职业资格门槛，石油、银行、航天、证券等资本、信用门槛，这些准入门槛同样阻碍了自由竞争，如何解释？
最后看第四类干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支持这类干预。但其实，在极端情况下，如战争，第四类干预与第一类干预并无本质区别。经济学家该如何解释战时状态中的国民经济国家化？
以上分析，我并不是为了支持干预主义或支持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抓住问题的本质。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二者的矛盾之处理，游离于表面的“面粉与水”之关系，即水多了加面粉，面粉多了加水。
其实，不管哪一类干预，经济学家都必须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逻辑（不是平衡术）。而这条共通的逻辑便是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由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须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
在科斯那个年代，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由主义与计划主义之间长期论战，很多争论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所幸的是，科斯是一位冷静睿智的洞察家。他发现，如果自由市场总是有效的，那么还要企业做什么？如果资源配置都交给市场，那么就需要无数个交易者进行无数次交易，最终自由市场会因费用过高而崩溃，企业存在的目的则是通过内部计划、整合资源，以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没有站队，而是拿出交易费用这把尺子，冷静地指出，计划还是市场，关键看谁的交易费用低。【1】
交易费用，便成了干预与自由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共通逻辑。
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奥利弗·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威廉姆森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拓展了交易费用理论，将企业、工会、大学、政府等视为资源的计划组织者，这些计划组织者和经济制度存在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2】
这就解释了国家、政府、制度及一切公共用品存在的理由。
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维护交易秩序，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当国家制度阻碍了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时，国家制度则需要让位于经济效率。如欧洲国家向欧盟让渡关税、财政、货币等主权。因此，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内政问题往往也是外交问题，或者是全球化共同秩序的问题。
货币为什么要国家化？统一货币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法定货币信用更好，经济效率更高。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信用货币是否比金本位法币更好；二是法定货币如何化解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图：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来源：智本社
我们看第二类干预，弗里德曼从理论上和统计学上证伪了凯恩斯学说。宏观干预唯一的理由似乎只有降低交易费用。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财政及货币扩张带来的后果，包括破坏竞争规则，阻碍市场出清，引发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拉大贫富差距。选择不干预的代价是社会秩序崩溃。
交易费用决定了宏观干预与否。当今世界不少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宏观干预。全球经济加速日本化，其实质是国民愿意以透支国家信用、全民埋单、经济停滞的方式及代价共度危机。
再看第三类的行业准入。货币发行、医疗医药、银行证券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高，行业管制多，但服装、文化、影视、电子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就低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交易费用。
比如，药品关乎性命，无法完全交给市场试错机制和声誉机制，必须有极高的准入门槛。医生行医资格要求严格，新药上市必须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以及层层审批。
反观，多数国家的文化创作领域的交易费用很低，准入门槛自然就低，产品难有统一的标准，只设置不抄袭、不诽谤及新闻客观性等基本的法律标准，最大限度地交给思想市场去博弈、试错。
最后，当交易费用极高时，可能触发战争、贸易战及经济国有化。这种极端手段目的是政治化的，还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
所以，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呈正相关，交易费用越高的行业、领域，所需要的干预力度越强。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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