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昭和天皇裕仁（１９０１—１９８９）在位６２年（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在裕仁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裕仁天皇与这一系列侵略战争有什么关系，应负责任吗？
在盟军占领日本初期，如何对待天皇，不仅关系到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认定，而且与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有着重要关系，直接影响到日本人认识他们自己的战争行为。日本投降前后，亚太有关国家，以及美国民众都呼吁严惩天皇，废除天皇制度。英国和苏联也提出严厉要求，对裕仁天皇进行严惩。
但以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格鲁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政界高层，却主张保留天皇制，以稳定日本驻外军队及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形势。随后美国逐步确认了裕仁天皇在帮助美国对日占领改造的顺利实施上能够发挥有利作用。
1945年10月9日，裕仁天皇任命前驻美国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本全权代表币原喜重郎接替主动辞职的东久迩宫首相。币原新内阁成立后，接受了起草日本新宪法草案的任务。在修宪过程中，天皇制度的保全和废止以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成为重要且极具争议的问题。 11月5日，币原内阁投票通过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
正是这份文件，后来成为裕仁天皇《独白录》中的表述基础以及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引用依据。在这份官方文件中，认为“天皇一直关心对美谈判，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与美达成和平协议”，“在发动战争和实施作战计划上，天皇是遵循了宪法惯例，才没有拒绝最高指挥部和政府的决定”，“尽管在珍珠港袭击前，天皇从海军参谋长处知道了这一消息，了解了初期行动概要，但没有收到关于行动具体细节的报告”。
天皇在珍珠港袭击中的作用，在这份文件中被做了虚假陈述，还将天皇塑造成为一个尊重宪法、热爱和平的领袖形象。战后日本政界正是依据此文件，坚持所谓的“天皇和平论”。
在东京审判中，辩方试图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诡辩天皇只是按照宪法行事，与犯罪无关。裕仁天皇在《独白录》中进一步形容自己是“军人的囚徒”。
日本政界全力推卸天皇对战争的责任，目的是为了迎合盟军指挥官利用天皇稳定日军和日本国内局势，实施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需要。美国最终在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46年1月1日，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政府发布“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也称《人间宣言》（日语“人间”为“人类”之意）。“诏书”中提及：“朕与尔等国民之纽带，乃结于始终相互信赖与敬爱之上，而非生于单纯的神话传说，也非基于天皇乃现御神，日本国民不应自认比其他种族更为优越因有注定统治世界之观念。”
尽管诏书中从头到尾都未出现“人间”“宣言”两个词，但并不妨碍驻日美军通过该诏书传达“命令”：战前的军国主义宣传已经结束，日本天皇不再是帝国日本的“现人神”，所有日本国民都要在崭新制度下寻求生存之道。
对于《人间宣言》的起草，昭和天皇曾过：“后水尾帝患病需针灸，然而医生不能给现神针灸，只能让位才能接受治疗。”“德川氏将家康神化为东照宫，家康所定之事全为神君所定，继而不再改革，以至于最终破灭。”
字面通俗易懂：裕仁已经不再想做“现神”，也不希求维持“明治大帝”所定的宪制体系。
可是，历史上的后水尾天皇与德川家康是同时代人，德川家康通过军事力量开创的江户幕府彻底将皇权架空；而300多年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以军事力量进驻日本，裕仁也面临着后水尾天皇的境况。
和平宪法彻底改变了天皇在日本政治中的角色，但天皇历史责任的“混乱”助长了日本右翼分子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随意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
不过，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包括其在珍珠港事件谋划中的重要角色，很快就被日本国内外媒体和学者披露出来。
总的来讲，不是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甚至不是美国人民和人民，而是美国高层政治和军事官员在考虑到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日本天皇的“谅解，这种“高层和解－民间异议”的方式，为日后美日舆论在历史理解问题上的争论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