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木堡之战，流传最广、最为夸张的说法莫过于是明英宗率领五十万明军，却被几万瓦剌军击败。这种说法之后又引申出各种推论，比如认为明帝国外强中干、明军不堪一击，甚至有人衍生并臆想出了所谓狼图腾崇拜之类的奇谈怪论。那么明英宗朱祁镇到底带了多少兵力出征呢？
其实关于土木堡之战明军的参战人数，在明清官修正史，如《明实录》、《明史》中均不载，较早的记载来自刘定之的《否泰录》。明朝天顺年间，刘定之根据自己的见闻，参考杨善、李实的《奉使录》等，著成此书。根据刘定之的记载，土木堡之战，明朝方面军人以及随行非战斗人员的总人数达到了五十万人的规模，此后明人和清人多引用刘的说法，如谈迁的《国榷》、郑晓的《北虏考》等。此后经过了数百年的渲染，到了清代谷应泰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时，直接将“私属”不提，写作“官军五十余万人”，此为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其实就在当时，与刘定之的《否泰录》差不多时间，李贤所著成的《古穰杂录》却有另一种说法：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根据李贤的记载，土木堡之变的明军人数实为二十多万人，与刘定之的记载的数字相差一倍。但之后只有《西园闻见录》和傅维鳞的《明书》引用了李贤数据，可谓从者寥寥，可见在当时也并不为人重视，到如今更是少有提及。
正统十四年，明国规定，来京操练的其他诸省的班军，分为前班和后班，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明英宗亲征时间在七月，此时前班军尚未回到原籍，故当时满额班军当在八万左右。因此就算将在各地抽调来的班军以满额算上，那么在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战前夕，京师明军实际战兵兵额也不会高于二十万。
而且就算这不到二十万人，也无法全部随明英宗亲征。因为正统十四年六月底，由于明国和也先交恶，边防形势急剧恶化，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前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前往宣府，以准备可能随时而来的蒙古人的入侵，这说明在土木堡之战以前，京营队伍就已经派遣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备边，此时在京的所剩京营人数不会超过十六万人。
另外，在土木堡之战明军覆灭五天后的一则记载中提到过召集新选余丁、官舍和旧操舍人及报效者填补城防人数空洞的情况，其中，“新选余丁、官舍”是指新招募的军士。旧操舍人是当时北京里唯一一支来自三大营的部队，属于幼官舍人营。他们平常负责操练十五六岁的明军子弟，是五军营中实力较差的一部，故得留守。其他的守城士兵则是工匠、伙夫这类非战斗人员，甚至连皇城里的禁卫军士都被算上了。可见土木堡惨败之后，北京除了战力较弱的幼官舍人营外，并无其他野战。也就是说，明英宗亲征时，把不到十六万可战之兵中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另外，虽然京畿地区的卫所兵是京营的预备队，但是当时明英宗的亲征准备得特别仓促。短时间里很难征调多少卫所兵去补充京营或随明英宗亲征。另外虽然按照前文所说，土木堡之战明军私属队伍庞大。但是当时募兵制度尚未确立，所谓私属大多为辎重民夫以及仆从一类。因此，可以明确的推断出，随明英宗亲征的可战之兵不会超过十六万，应该在十五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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