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使用“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此后，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一系列的退群行动似乎印证了约瑟夫·奈的预言。但是，约瑟夫·奈“刻舟求剑”了，美国不是当年的英国，中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
最重要的是，当今国际的冲突并非源自大国霸权争夺，而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引发的国际秩序混乱。这是国家主权趋弱之下人类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
我曾在《美国的真相》一文中指出，21世纪的全球矛盾已经从20世纪国家之间的斗争演变为反全球建制派的斗争。特朗普时代的一系列国际冲突，表面上看国家行为，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的受害者与全球建制派之间的冲突。
这里，我有必要重复这一观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即苏联垮台后，经济全球化逐渐形成一股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及全球性建制派政治势力。他们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扭曲了经济全球化。他们建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比如允许资本全球流动、跨国投资、海外避税，同时又使用国家主权限制劳动流动，向本土中产及企业征税；又如借助海外国家主权势力建立市场壁垒，享受垄断红利，打击本土企业及工人。
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并非必然存在，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权被削弱、国际秩序被统治的结果。建制派将国家主权让渡出去，又没有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他们成为了不容易被监管的国际势力。换言之，全球建制派势力同时享受了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两种制度的好处——法币扩张红利、国际避税红利及行政垄断红利，而其他人成为这两种制度合力的受害者——高房价、高债务及高失业。
全球建制派总是制造国家冲突以混淆视听，但都无法掩盖国际秩序的主要矛盾，即对全球建制派势力的反抗。
特朗普、拜登对中俄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那么，美国与俄罗斯到底什么关系？不同总统对中俄的态度不同？这显然不符合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理论。
其实，特朗普和拜登对中俄不同的政策，不取决于国家关系，取决于全球化秩序下的不同利益方。特朗普的支持者（本土企业、工人、中产、商业经营者、白人及基督教徒）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他们希望全球利益链。建制派代表拜登的支持者（华尔街势力、跨国公司、金融及科技巨头）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持旧秩序。
当今国际秩序的公共费用要比二战前高得多，世界和平、自由贸易、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贫困救助、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公共用品极为庞大。特朗普上台后大力削减美国在国际公共用品上的费用，拜登上台后第一时间恢复群聊，称美国要重新领导世界秩序。那么，美国到底是否愿意承担国际用品的费用？
这显然不是总统的个人爱好，也不是国家的战略分歧，而是全球化下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为这些国际公共用品支付大量费用却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好处。但是，拜登的支持者不仅是受益者，还可能不需要为此付费。这就是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困境中所说的选择性激励。拜登入主白宫第一天就让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为什么？巴黎气候协定与拜登的绿色新政的利益是一致的。绿色新政的财政预算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制造业计划。美国金融及科技巨头是绿色新政的直接受益者。
可见，如今，国家利益是大国冲突的假象，而真相是扭曲的国际秩序下的利益冲突。国际公共用品费用的矛盾主体不再是大国，而是全球化下的分利集团。
但是，全球建制派维持扭曲的国际秩序，利用国家主权阻挠全球化深入发展，可能引发国家冲突。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3】。这篇文章预言，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这时继续自由贸易，中国将获得净福利的增加，而美国将受损失。
萨缪尔森的发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被称为萨缪尔森之忧，也叫萨缪尔森陷阱，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似乎证实了萨氏的预言。
但是，这是大国冲突的假象。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萨缪尔森之忧的基础是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如果要素完全自由流通，中国劳动力可去美国，美国的技术可来中国，那么两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但是，价格均等化并非静态的，企业预期将失去价格优势，会加大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合作，建立新的比较优势。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经济全球化完美的竞争过程。
但是，萨缪尔森的担忧是，如今的全球化是扭曲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通，但资本、信息与技术可自由流通，中国会持续学习获得原本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即先进技术，而美国却无法获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萨缪尔森预言，如此下去，美国将吃亏。
萨缪尔森之忧的真正内涵并非否定全球化——自由贸易引发国家冲突，而是限制要素自由化的国家主权、制度及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半途而阻，可能最终引发国家冲突。国家主义干预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可能置经济全球化于动荡与危险的地步。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这是人类通往经济繁荣与世界和平之路。
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一文中指出，中美贸易规模大，但国家制度及扭曲的国际秩序导致两国经贸停留在商品贸易的初级阶段，同时导致两国的经常项目严重失衡——中国长期巨额顺差，美国长期巨额逆差——对两国均不利。这决定了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脆弱性”。
所以，从国家主权到全球化市场主权，是一个充满谎言、假象以及不断制造噪音与冲突的过程。在这一扭曲的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冲突的广场背后站着另外一个王。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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