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的2万亿美元“战时”救市计划?

2020年大疫之下,股灾之中,险象环生,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总额达2万亿美元的巨额救济法案:


向个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个子女额外500美元;

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给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

向航空公司提供580亿美元,专门支付员工工资、薪酬和福利,以及贷款和贷款担保;

向医院和退伍军人医疗提供1170亿美元的拨款;

向关乎国家安全的公司提供170亿美元贷款和贷款担保;

提供160亿美元用于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

还包括扩大失业保险,延迟纳税、减免税收,免除学生贷款利息等。


这是一项“战时级别”的救援计划,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影响最深远的措施之一”。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放开手脚救市,是因为美联储提供了无限量的流动性支持。

本月,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后,提前进入大危机管理模式,启动了“无底线”救市方案。

无上限购买国债和抵押债券;绕过商业银行给企业和个人提供多种类贷款;直接在二级市场中购买公司债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美联储,不像是“最后贷款人”,而是“最后的买家”。

显然,美国政府及美联储将新冠疫情定义为一场社会危机或“灾害”。这次“无底线”救援超出了“救市”范畴,未尝不可。

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彻底恶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及治理模式——美元与美债“合体”,美联储与联邦政府“合谋”。

如今的世界,已经彻底进入了“央行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理性预期的泡沫时代。

当经济下行时,央行开启宽松闸门,当经济过热时,央行开始紧缩。即便发生大危机,央行实施“无底线”救市,将危机拖延、分散与转嫁。如此反复操作,世界似乎尽在央行之手。

但很可惜,这无疑是一种由权力傲慢与经济利益裹挟的“致命的自负”(《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受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美联储在一次次“不对称操作”中,进入零利率的死胡同,捉襟见肘、缴械投降。

在这次救援行动中,美联储突破了“最后的贷款人”的界限,使出十八般武艺,成为了“最后的买家”。

这种“无底线”救市,表面上救民于水火,事实上是公然上演最恶劣的财富存量掠夺。

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维持着一种低效的制度: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泡沫、高杠杆。这种制度下,低通胀安抚穷人,低利率激励富人,中产则长期受害。

“货币盛世”之下,谁越接近铸币权,谁就更有机会获得更多财富。

当直升机撒钱时,捡到钱的人相当于抢夺了他人的财富;没有捡到的则被他人掠夺。房地产、金融、基建、大型企业,靠近水源地;软件、设计、知识服务、制造业、蓝领工人,则远离水源地。

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建制派及华尔街金融机构。

美联储被美国政府绑架,美国政府长期从美联储手上攫取货币发行权的垄断租金,借此大规模扩张国债,以满足福利民粹之需换取政治选票。

低利率刺激资产价格膨胀,美国金融机构及富人的财富大幅度增加。资产价格膨胀,抽离了实体资金,不利于实体制造企业及蓝领工人的收入增加。长期被低通胀迷惑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再看中产。房产,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真实债务。富人可以做资产配置对冲风险,而中产财富多压在房产上动弹不得。

事实上,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救市,每一次货币超发,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存量财富掠夺,都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金融危机爆发,中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每次金融危机后,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

美国的贫富差距从1980年代开始持续扩大。这四十年,是美国金融混业时代,资产价格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货币超发的时代。金融繁荣、资产价格膨胀、货币超发叠加救市行动,大幅度地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失衡及社会分裂。

所以,这次马尔萨斯陷阱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货币超发引发大规模的财富存量掠夺。

如今的贫富分化与20世纪存在显著差异:穷人与失业者获得更多生活保障;中产阶级纳税高、负债高,真实财富受到挤压;高收入阶层受益于资产泡沫,财富规模暴增。

以本次救市为例,美国政府的救济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其中,向个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个子女额外500美元;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给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美联储购买国债给政府融资,购买抵押债券、ETF债券、企业债给金融市场输血,同时也直接向企业贷款。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试图保障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美联储则供养富人、金融机构。

这种做法不断地推动美国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幂律型社会:

美国政府迎合民粹势力,靠举债提供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为最底层民众兜底;中产阶级被压缩,真实财富缩水,生活处境更加艰难;顶部的富人则受益于美联储持续宽松货币刺激下的金融资产价格膨胀。

我曾在《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预言:

“若未来资产价格再次崩盘,又将进一步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3.0的深渊。”

“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是对这一马尔萨斯行为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一惩罚,回头又会促成救市之行动,掀起更加狂暴的存量掠夺。”

“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

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是国家治理的倒退,简单概括是美债美元化,美联储政治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提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高度。弗里德曼担心货币政策将成为新的“利维坦”,建议将其关进笼子里,以立法的方式固定货币发行量。

显然弗里德曼的建议无法被采纳,但这头“利维坦”,后来被施政者异化为比财政政策更加凶猛的干预工具、财富掠夺工具。

当今世界处于底层技术周期底部,叠加全球化治理倒退,国家治理倒退,世界又怎能不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呢?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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