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陷入以“货币超发掠夺财富、人为制造金融危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全球化大退潮以及地缘政治军事冲突"为主要表现的马尔萨斯3.0陷阱中。
（马尔萨斯陷阱1.0主要表现为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暴动，2.0则是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
“树不会长到天上去”，人类社会的演进并非平滑的、线性的，而是“创造性破坏”的：
人类经济在技术涨时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退潮时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
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就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经济维持在中高增长，然后持续递减，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
下一次技术浪潮，又会将边际曲线右移，推动人类经济迈向新的高度（详见《低增长之谜 |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但是，处在技术周期底部那几十年是无比痛苦、煎熬的。
当人类行至技术周期底部时，容易滑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技术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低迷，人类陷入存量厮杀，保护主义、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国家冲突甚至战争乎不可避免。
糟糕的是，我们正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衰退周期。
日本在1990年泡沫危机后经济增长低迷；欧洲在1990年代逐渐步入低增长区；韩国在2000年后经济减速，如今进入低增长。
美国占据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权，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红利，经济增长维持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受全球不景气及高负债率的拖累，美国未来几年增长预期不容乐观。
另外，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终结拉美增长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终极了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增长奇迹；这些年，巴西、俄罗斯、南非三大金砖褪色成泥砖。
梳理历史，环顾世界，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彻底终结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增长，也推动世界滑入马尔萨斯陷阱3.0。
中国经济正在换档降速，但还是比较难感受到低增长的威胁，更难体会所谓的技术周期底部。
过去四十年，中国享受着人口红利、法律红利、环境红利、货币红利以及全球技术外溢红利，经济快速发展。
这几十年，我们承接了欧美世界几百年积累的工业技术及信息技术。
欧美的纺织、钢铁、机电、家电、汽车、电子、计算机等通用性技术、流水线，以及金融、银行、股票、治疗、企业、基础科学等一系列知识及制度，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引入中国。
工业化之后是信息化，信息化之后是智能化，我们感受到的是新技术方兴未艾。
但在欧洲，这些国家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汽车、火车、飞机、建筑、石油能源、机械制造基本上在吃工业时代的老本。
如今，信息技术红利消失，摩尔定律逐渐逼近极限，人类正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周期底部。在下一次技术突破之前，世界将进入“至暗时刻”。
前些年，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推出工业互联网，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但是工业智能化一直没有革命性突破。
新能源、基因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够，没能大规模商用。
技术红利消失，美国及欧盟依靠印刷钞票维持高增长、高福利，结果次贷危机击穿了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人类滑入“马尔萨斯陷阱3.0”以来，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右翼势力崛起，意大利政党斗争激烈，法国黄背心运动声势浩大，德国默多克失势，英国公投脱欧，俄罗斯国内骚乱……
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到处退群，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都发起贸易摩擦。
刚刚，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在总统大选初选中击败右翼马克里总统。这一消息演变为“黑天鹅”，重击阿根廷金融市场，上演了股汇债三杀的悲惨局面。
这只曾经翱翔世界上空的“潘帕斯雄鹰”，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被“灰色的马”杀死。
只有底层技术革命性突破，才能推动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3.0”。
然而，技术突破是人类进步的最不确定性因素。
一般有两种方式刺激技术进步：
一是零和博弈、相互厮杀倒逼技术创新。正如二战带来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等底层技术，但是战争永远都是净损失，是人类最大的罪恶。
二是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
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存量争夺，定然助长投机之风，而不是创新精神。所以，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构建独立的、科学的货币制度。
新兴国家的问题在于，央行及商业银行系统不够独立，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规模大，负债率高，基建投资大，教育投资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极大地杀伤了技术创新，
发达国家的央行独立性强，但问题出在货币政策的目标上。欧美国家的央行以通胀率为主要（唯一）目标。
过去几十年，欧美世界通胀率都很低，但是货币发行量很大，大量货币进入房地产、债券及金融市场中，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债务规模高企。
这个问题属于货币理论的问题。
除了货币制度外，构建稳定的金融制度和科学的政治制度，推动社会公平及教育进步，才能防止陷入马尔萨斯式的存量厮杀，避免社会动荡不安。
在泡沫危机后，日本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升级，但这个国家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动乱。
除了高储蓄之外，日本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推行两大改革，维持社会稳定，促进技术创新：
一是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日本政府重点扶植基础科学及核心技术，实施了多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这一计划的支持下，日本企业逐渐放弃终端市场，向上游的核心技术转型升级。
如今，日本企业上游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等方面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日本没有消失，只是在低调地搞核心技术积累（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这一次，日本狙击韩国半导体，就彰显了日本在上游核心技术上的实力——垄断了含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氟化氢供给市场。
二是金融及经济制度改革。
1996-2010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保险业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等几乎所有法律都被修改。这被一些学者称为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主要源于金融体系。这次改革首当其冲是金融制度，日本政府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
日本大型金融机构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托殖银行破产，终结了“护送船团方式”（大而不能倒）。
这标志着，日本二战后的旧金融体制崩溃，一个更加强化经营效率和风险监管的新制度诞生。
制度创新，本身也是广义技术创新的一部分。只有更科学公平的制度，才能防止人类在技术周期底部陷入存量绞杀，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制度为盾，技术为剑，才能破马尔萨斯陷阱3.0之局。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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