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少人担心，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将日本、德国的经济低增长，归咎于低生育以及人口过度老龄化。这种担心值得理解，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
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只会越来越低，进入低生育国家。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被认为是比较良性的，但如今创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于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生率都低于2.1，韩国、新加坡只有1.2，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观，尼日尔、南苏丹、刚果、乍得、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马里等低收入国家都维持着高生育率。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
“高房价抑制了人口”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
如果爆发经济危机，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快速下滑，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例如，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家庭实际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
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复苏，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
所以，经济的短期快速上涨或下跌，物价、房价短期波动，与生育率呈正相关。但若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则呈负相关。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只能由边际分析来解释。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收入预期也相对平稳，接近“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此时生育则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而经济、物价、房价短期波动，改变了“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则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一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内，为什么家庭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降低呢？
一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如果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我们经常说，“一胎按书养，二胎按猪养”。第一个宝宝出生，父母会比较幸福，各种拍照各种晒娃，玩具、衣服、纸尿裤、奶粉、推车、早教都选择好的。
但二胎出生后，老二给父母带来的兴奋和满足就大幅度下降。衣服、玩具、推车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甚至不少还是二手群里淘来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对老二投入的金钱、心血以及养育带来的满足感、愉悦感、兴奋感也不如老大。
当然，这里每个家庭存在差异，同时如果老大老二性别不同，或父母对孩子性别偏好不同，育儿效用也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生得越多，生育的边际效用则递减。若二胎递减不够，则再生几个，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受家庭条件影响。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下同）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稳定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
二是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当你的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假如月收入3万元，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是3000元时。收入较低时，生育的机会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职业上升期，在高收入时期，不愿意生娃，或将生育计划推后。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递增，反过来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如此，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可能要大于职业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长期带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妇女最终也可能选择就业，从而减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在提高，女性不需要从事职业劳动，或者家有佣人照看孩子，生育率还会降低吗？
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生育率也会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会有其它需求，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诗与远方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纽约时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育龄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闲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休闲带来的效用大于生育。
所以，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育率会逐渐下降。
美国摆脱70年代滞胀危机后，从1980年代开始，生育率伴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平稳下滑；到1990年代后，美国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近些年则进一步下降到1.8以下。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观不同，边际效用也就有差异。与亚洲人相比，欧洲人觉得生儿育女可以增添生活乐趣的人没那么多。在德国，每4人中只有1人认同“享受有子女的天伦之乐”观点。另外，“儿女养老”的国家，要比制度性养老，更倾向于生育。
三是少生优生增加边际效用。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机会成本递增的驱动，更多父母选择少生子女，转向优生优育。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收入预期稳定，少生必然会转向优生优育。为什么？
父母会在二胎和一孩优育之间做认真或不经意的权衡。如果二胎带来的效用大，则会选择生育二胎。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会倾向于少生。他们会选择培养好现有的孩子，从现有孩子的教育、成长、陪伴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纽约时报》这份民意调查还显示，美国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儿费用太高”、“想给已有的孩子更多时间”、“对经济忧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闲时间”、“养不起很多的孩子”。
与二孩的投入产出比相比，对现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简单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钱，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在中国如果多生一个孩子，多一个房间、多一份教育培训费、多一份精力，这些产生的养育费用很高；反过来，养娃的规模效应很低，很难标准化生产、养育，边际成本极高。这些费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许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长。人们最担心的是，多生一个，结果两个都没养好。
这些年，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没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现有孩子的培养上。最近十年，中国只有重点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跑赢了货币增速。可见，中国家庭对现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们再来关注低收入者。
为什么低收入国家、低收入者愿意生更多孩子？低收入者考虑的标准也是如此，与优生优育相比，他们更愿意多生，因为多生孩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国家一般养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托于养儿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反过来，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难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多生的安全感、满足感就要大于优生优育。
当然，更多家庭不是绝对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们的家庭财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动态变化，他们的生育选择也会随着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养到10岁养废了，那就再生一个。
这种说法略带玩笑，但实际上是一些父母的综合考虑。这类父母可能觉得再对一孩进行投入，效益、效用趋于悲观；也可能通过一孩养育有了经验，希望二孩能够养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两个孩子，相互有个伴，长大有个照应，家庭更加温馨，自己养老更有保障，家庭的总体效用提高。
但是，不管每个家庭处于何种考量，都无法违背生育效用递减规律，生育边际偏好不可能持续递增。所以，短期的高房价、高物价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增长，收入稳定增加，生育相关技术未发生变革，生育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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