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它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亚当斯密曾这样描述当时世界市场上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等价物充当货币的情景。
斯密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这些货币具有交换价值？比如说，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是我们不能用水交换到任何东西。
这些货币中间，是否存在一个本质的属性？
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货币里面凝结的是人类的劳动。这些劳动价值促使货币具备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储藏功能。
不过，斯密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的观点则有些不同。
休谟，是李嘉图之前对货币问题论述最为系统的一位经济学家。
休谟认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才有自己的价值。
休谟提出了最早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格，人为的增加货币的数量，对一国并无好处。货币增加，并不会导致财富增加。
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将这种理论概括为“货币中性”。休谟，可谓是货币中性理论的最早最完整的表述者。
若货币中性成立，央行不论如何增加货币，对实际经济产出都无影响。换言之，货币增加，无法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本身到底是否有价值，货币能否代表财富，货币增加真的对经济增长毫无用处吗？休谟的答案是否定的。
比休谟还早的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对货币的认知与休谟大不一样。
坎蒂隆是一位极为精明、敢于冒险的金融家，他在约翰·罗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中大赚一笔。坎蒂隆只写过一本著作《商业性质概论》——成为传世经典。
在书中，坎蒂隆表达了与休谟完全不同的主张，强调货币流通的非均衡性。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观点不同于货币中性。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
坎蒂隆认为，货币增加会对物价产生影响，但是在流通货币量的增加和物价上涨的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
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货币发给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注入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比如，增发1万亿货币，如果给房地产企业，或注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亦或是直接发给低收入者，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
根据坎蒂隆效应，我们可以看出发行货币并不是有利于所有人，或者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因为货币发行之后，还伴随着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先获得货币的人更先推动价格上涨，对于后获得货币或无法获得货币的人来说，通胀将给他们带来损失。
所以，货币增发，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或收入失衡。
坎蒂隆坚持的是货币非中性理论。现实的经济状况，似乎更符合坎蒂隆效应。过去40年，全球货币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但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大幅度上涨。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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