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世界上受时间有限、资源不足和欲望无穷三大约束，因此每一种行为定然存在代价。追求低碳，同样也要付出代价。人人都有过上青山绿水的美好心愿，但这个心愿不能被利用。在农村生活开门见青山，但其代价可能是远离城市的工作机会。在城市生活想要获得青山绿水的代价，可能是购买依山傍海的豪宅。
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追求低碳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能盲目拒绝一切石化燃料，推崇极端环保主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决环保问题就是如何控制负外部性。
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拒绝低碳，而是主张以代价来抑制负外部性，从而实现真正的“碳中和”。比如，人到景区旅游遭遇内急不能随地排放，工厂生产不能随意排放污水，给他人造成负外部性。如今，全球环境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及现在的污染者没有为其排放付出应有的代价。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的《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如何解决负外部性？
首先，经济学不主张直接干预企业的排放数量和价格，主张让每一个人为排放承担应有的代价。
温室效应有一个科学难题：到底人类活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地球温度？这是很难测量的。怎么办？我们只需要让每个人、每个企业为自己的碳排放付出代价即可。比如，央行不可能知道哪家企业何时需要多少货币，只有让商业银行为每一笔贷款以及贷款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货币资源才能有效配置。
回到低碳议题，我们不能对每家企业、对每个人的排泄量进行限制。但是，只要让每个人、每个企业的每一笔排放支付应有的费用，即可实现“碳中和”。人的智力或许是自然界中的大BUG，它打破了自然界长期以来的氧碳平衡，但也可能修复这种平衡。怎么理解？
比如，农耕时代需要毁掉10亩森林造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如今只需要半亩地。现代农耕技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了单位碳排放。即便加上农药化肥的间接碳排放，现代农业每吨粮食的碳排放也比农耕时代更低。
温室效应的第二大科学难题是，要准确测量人类不同活动的真实排放量是有难度的。即便测量精准，我们也无法将某些活动、某些产业直接“剔除”。比如，养奶牛的排放量甚至超过养车，跑步的排放量比步行高，但是不能因此反对喝牛奶和跑步。
如果不能直接干预数量和价格，我们还能用哪些手段解决负外部性问题？
在经济学史上，最早系统讨论外部性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庇古时代（1877-1959），欧洲大城市如伦敦、曼切斯特、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乌烟瘴气、污染严重，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假设了这么一个例子：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其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损害而受到补偿。这就是外部性问题。
庇古继承了马歇尔边际思想，他提出，当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经济效率是最优的，也就是帕累托最优。但是，上述外部性的存在说明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简单来说就是，火车排放烧毁了农民的庄家，火车公司没有承担应有的代价，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这相当于火车占了农民的便宜。
庇古的做法是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1990年芬兰最早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3400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结果垃圾丢弃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后来，科斯、布坎南、波斯纳等经济学家都讨论过这个著名案例。1959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对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战。科斯的主张是让自由市场解决问题，只要明确产权，自由交易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政府干涉。后来，科斯将这一主张写成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
比如，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烧毁了农作物，只要明确农作物的产权，农民就会与火车公司协商，如果交易费用低，二者可以达成交易。可能是农民将土地出租给火车公司用于“排污”。更重要的是，火车公司考虑到租金太高而改进内燃机技术，解决了火花喷洒的问题。
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科斯的市场之手过于理想化，庇古的政府之手可能过度干预，他主张用公共制度来约束。科斯方法的前提是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如果农民数量庞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问题，交易费用奇高，众多农民与火车公司协商的可能性小。另外，还有一些资源属于公共资源，无法明确具体的个人产权。
比如，工厂排放污染空气。空气是“无主”资产，当地居民很难与工厂协商。如果政府禁止工厂排污，这类工厂可能要全部关门大吉，市场将缺货。这涉及到过度干预。如果对工厂征收一定的排污税，政府用这笔税收造林及补贴当地居民，从而达到“碳中和”。同时，税收是排放的代价，这笔代价驱动工厂改进技术，降低排放量，甚至趋于零排放。但是，庇古税的前提是公共选择来约束征税以及税收的转移支付。
综合上述，自由市场的调节和公共选择约束下的“庇古税”是解决外部性的两大手段。
以碳排放交易为例。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企业多排放多购买，多支付排放成本。
当然，企业也可以投资，改进技术减少碳排放，把自己空余出来的碳排放'指标“卖出去。
比如特斯拉就是这么干的，在2020年靠“卖碳”获得15.8亿美元的营收。
目前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已愈来愈完善，200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2021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于7月启动。碳排放交易市场试图通过价格机制，促使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
这个市场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为设定排放总额度——只有总量限额才有这个市场。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各国对碳排放总量进行限额。这算是全球化的公共选择。
我的理解是，碳排放市场相当于将全球“庇古税”市场化。各国政府确定排放额度，相当于打包收取排放税，然后由市场自由交易排放权。但是这个市场需要避免重复征税和交易费用高企。在发展中国家，监管成本和寻租成本可能让碳排放市场前景堪忧。
总之，在低碳环保这个问题上，执着于宏观总量容易陷入科学难题和政治斗争，关注微观代价与收益才能让问题更加清晰。
文|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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