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化,市场化?

参考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这些国家教育产业化之路或许会有启发。

早期的德意志、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都有一个明显特点:教育服务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于国家意志。


       德意志是欧洲最晚起床的国家。德皇一世为了国家统一、富国强兵,以国家意志大力发展重工业。德意志是最早建立公共教育的国家,但其建立公共教育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主要服务于重工业,重点发展理工科与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工人。

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元帅毛奇说过一句名言: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这说明当时的德意志很重要教育投入,但这种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

德皇二世以及二战前的德意志政府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教育的功利性。在极端时期,德意志政府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将一切资源和力量,包括人和教育,集中在军事工业上。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亦如此,儿童、妇女与教育均服务于侵略战争。

这种公共教育不是培养人而是筛选人,不是培养人的多样性而是支配人的目的性,选拔与支配一批人才服务于工业经济与国家意志。

工业经济与公共教育的国家意志化,帮助德意志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富国强兵。二战前的日本、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苏联,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国家崛起。但是,代价也极为惨痛。

二战及之前的德意志和日本,这种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教育,使得人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工具。人的天赋、智慧与多样性没能得到真正的成长与施展。

德国分科教育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二战后,战后德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回归到培养人的正轨。而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类文明。

战后的1948年,欧根在德国创办了《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以宣传“竞争秩序”,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艾哈德。

艾哈德是战后德国重要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欧根竞争秩序的执行者。艾哈德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主导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设计并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地执行了欧根的“竞争秩序”——一套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保持货币价格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优先原则。战后德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德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欧根和艾哈德是分不开的。艾哈德被称为“德国崛起之父”,而欧根的自由秩序给德国经济注入了根本性思想。(参考《以德为鉴》)

所以,自由的教育,探索自然与人的行为的规律,发挥人的多样性,遵循规律,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繁荣与国家崛起。

同时,自由的教育与自由的市场可以天然的融合。自由的市场,刺激人创造的多样性,满足人需求的多样性,建立多元化的社会。

综上,教育产业化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难点在于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去引导、规范其发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适合产业化,市场化。

经济学以功利主义为准绳,如果说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最高的手段,那么教育市场化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培养人,与自由市场完美匹配?比如,篮球培训公司为篮球俱乐部培养运动员,音乐培训公司为经纪人公司培养歌手,软件培训公司为科技企业提供工程师。这样做是不是更有效率?

美国是一个教育市场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存在大量的专业培训公司为市场培养专业人才。在美国大学中,斯坦福等一大批私立大学均强于公立大学,是美国基础科学的主要担当。这是竞争的结果,说明美国私立大学更有竞争力。但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不是完全市场化大学,更偏向于社会属性的大学。

基础性教育(注意不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公共机构必须肩负责任,建设优质的公共教育。为什么?

经济学除了考虑功利主义,还要考虑正当性。甚至,正当性或许更为根本,经济学的效率主张的根源是因为坚持了正当性——遵循一般性规律。基础性教育的市场化,违背了自由市场的正当性。

市场的前提条件是自由与平等竞争,但是基础性教育市场背离了这一前提。这一市场的需求方——儿童,并不具备独立与自由的意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监护人。在基础性教育市场中,监护人的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这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不公平。基础性教育不公平进而破坏了自由市场的机会平等,最终会降低经济效率。当然,不能因此打击基础性教育培训,而是需要反思和改变公共教育的问题。

教育,培养人的灵魂之花,让其自由地、有趣地绽放。所谓“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我们喜欢好看的皮囊,但更渴望有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