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平权浪潮，有种族、消费、女性、环保等平权运动，还有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平权运动。当时城市污染问题突出，大量市民反对垃圾厂、污水处理厂、变电站等公共设施建在自己家附近，打出口号的是“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这种问题被称为“邻避主义”或“邻避效应”。
邻避主义，容易被理解为民粹运动。其实，其本质是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表现为人人都追求公共资源的好处，同时让他人来支付成本。最开始，城市公共资源的掌控者实施歧视性政策，他们试图将垃圾厂、污水处理厂建在黑人区、平民区附近。这是一种邻避主义。平权主义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反对在自家附近建设，也试图将这些设施建在白人区、富人区。这也是一种邻避主义。
邻避主义暴露的问题是，公共资源的掌控者实施歧视性政策对城市发展造成危害。比如，对城市人口进行限流，不想让自己住的城市太拥挤。具体的方法包括限制人口迁移、限制性入学、推高核心区房价等等。又如，城市人口政策向高学历人群倾斜，提高“邻居”的学历层次。这是一种邻避主义。
在这种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下，低学历的工人面临一种困境：他们似乎可以自由地进入这座城市，但不曾是这座城市的市民；他们为这座城市打工、纳税，但是难以享受税收所建设的学校等公共资源。因此，一些人口达千万级别的大城市，其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人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的文明成果。
土地，是城市生存的基础。人口往城市集中，城市土地变成稀缺资源，对城市土地的争夺也就愈加激烈。土地邻避主义变成了城市的核心问题。坎蒂隆在其著名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土地拥有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市场价格。”
城邦时代的欧洲有句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它说明了土地直接掌控者对领地的绝对统治权。坎蒂隆所指的土地拥有者正是封闭经济体中的城邦领主。领主垄断了土地，如何安排土地生产，比如种植多少粮食，种植多少葡萄，狩猎场多大，决定了这块土地上能够养活多少人，也决定了这块土地上的粮食价格。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古代中国，古代中国大量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而不是狩猎或种植奢侈产品之用。这样古代中国可以产出很多粮食供养大量的人口。但是，古代欧洲的情况则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的领主奢侈无度，将大量土地种植葡萄和放牧，从而导致城邦内人口凋零，农奴食不果腹。
假如一座城市，土地拥有者将50%的土地规划为生态保护区，用于种植树木与花草；将20%的土地用于建设工厂、商务、商业大楼；将20%的土地用于建设道路、学校、医院、公园、市政办公楼等公共设施；将最后10%的土地规划为居住用地。在这为数不多的居住用地上规划200万套住房，按照平均一套房居住4人计算，只能容纳800万人。但是，这座城市拥有2000万人口，这意味着另外1200万人只能居住在工厂宿舍、城中村等密集区。
这座城市的土地分配是一种典型的邻避主义。拥有居住房的800万人可以享受青山绿水般的森林城市，以及优质的学位房与医院。以此来保障生活品质、房产增值以及下一代的竞争力。城市规划者在远离繁荣区、富人区的地方安排大量的工业用地，以吸引工厂主投资。另外，1200万人居住在城中村与工厂宿舍，与工厂为邻。大规模的工厂与工人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纳税，税收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福利。
近些年，城市（空间）经济学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研究空间经济学的克鲁格曼认为，邻避主义以街区住房管制的形式，使繁荣的大都市区变成了将低技能和低教育程度的人阻挡在外的城堡，从而扼杀了国民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Hsieh、Moretti认为，如果住房不受管制，美国经济的规模将会大得多，而且大型聚集区也会进一步扩大规模，因为目前经济停滞地区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将会迁向这些大型聚集区。经济学家Ganong、Shoag研究发现，如果不是繁荣地区的限制性住房法规，自1980年以来，州际收入趋同将至少增加10%。
综合起来，限制移民、户籍、土地、购房及购车的政策影响了人的自由流通，降低了劳动力、土地及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城市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人口自由流通，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可以降低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失业率，提高家庭的平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但是，邻避主义不断给这条道路设置各种障碍。
城市拥堵往往是土地邻避主义的结果。打开地图看看一些大城市的楼宇密度，大量的人口集中被安排在城市郊区的某些区域。从中可以发现，土地邻避主义才是城市道路和轨道交通拥堵的根源所在。限制车牌，名义上是解决拥堵问题，实际上又是另一种邻避主义。
邻避主义的限制性政策制造了城市的不平等，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这些政策。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和迈克尔·斯托珀尔在《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一文中引用了空间经济学的观点：“唯一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从落后地区到主要大都市地区的移民壁垒，以应对当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破除邻避主义将使被繁荣地区高房价和低可及性排斥的其他地区的人们走向繁荣”。不过，两位教授认为，阻碍人口向繁荣地区迁徙的主要障碍不是住房，而是不会城市劳动力需求的技能构成。
很多人的观点与这两位教授类似，认为城市的竞争正在淘汰穷人与低技能者，留下的是高收入者与精英阶层。但是，这种观点将自由竞争与邻避主义的歧视性公共政策混为一谈。城市的公共政策应该给予公平的竞争机会，不论富人还是穷人。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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