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节能减排话题越来越流行，但低碳，应该是一种经济行为。
人活在世界上受时间有限、资源不足和欲望无穷三大约束，因此每一种行为定然存在代价。追求低碳，同样也要付出代价。人人都有过上青山绿水的美好心愿，但这个心愿都需要付出代价。在农村生活开门见青山，其代价是远离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的便利。在城市生活想要获得青山绿水的代价，就是需要花巨资购买依山傍海的豪宅。我们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追求低碳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能盲目拒绝一切石化燃料，推崇极端环保主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决环保问题就是如何控制负外部性。经济学家不是绝对拒绝低碳，而是主张以代价来抑制负外部性，从而实现真正的“环保”。比如，人到景区旅游遭遇内急不能随地排放，工厂生产不能随意排放污水，给他人造成负外部性。如今，全球环境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及现在的污染者没有为其排放付出应有的代价。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的《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问题来了，如何解决负外部性呢？
在经济学史上，最早系统讨论外部性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庇古时代（1877-1959），欧洲大城市如伦敦、曼切斯特、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乌烟瘴气、污染严重，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假设了这么一个例子：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其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损害而受到补偿。这就是外部性问题。
庇古的解决方案是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排污的私人边际成本，这种方法后来被政府广泛采用。1990年芬兰最早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3400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结果垃圾丢弃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后来，科斯、布坎南、波斯纳等经济学家都讨论过这个著名案例。1959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对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战。科斯的主张是让自由市场解决问题，只要明确产权，自由交易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政府干涉。后来，科斯将这一主张写成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
比如，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烧毁了农作物，只要明确农作物的产权，农民就会与火车公司协商，如果交易费用低，二者可以达成交易。结果可能是农民将土地出租给火车公司用于“排污”，也可能是火车公司考虑到租金太高而改进内燃机技术，解决了火花喷洒的问题。
不过，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科斯的市场之手过于理想化，如果农民数量庞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问题，交易费用奇高，众多农民与火车公司协商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庇古的政府之手又可能过度干预市场，降低了经济效率。所以，他主张用公共制度来约束。
比如，工厂排放污染空气。空气是“无主”资产，当地居民很难与工厂协商。如果政府禁止工厂排污，这类工厂可能要全部关门大吉，市场将缺货。这涉及到过度干预。如果对工厂征收一定的排污税，政府用这笔税收造林及补贴当地居民，从而达到“碳中和”。同时，税收是排放的代价，这笔代价驱动工厂改进技术，降低排放量，甚至趋于零排放。这种方式更有利于解决环保问题。
综合上述，自由市场的调节和公共选择约束下的“庇古税”是解决外部性的两大手段。
以碳排放交易为例。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二氧化碳（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企业多排放多购买，多支付排放成本。当然，企业也可以投资，特斯拉在2020年靠“卖碳”获得15.8亿美元的营收。200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北上广深等一些城市也有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试图通过价格机制，促使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
总之，执着于宏观总量容陷入科学难题和政治斗争，关注微观代价与收益才能让问题更加清晰。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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