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社会在等待原定于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于4月29日出来回应称，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随着近些年出生人数下降，人口焦虑逐渐升温。公安部户政管理中心公布的新生儿户籍数量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上一年这个数据是1179万。通常，新生儿户籍数量占当年出生人口的比例约为80%，由此大致推出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
我们看近年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出生人口是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出生人口是1465万，同比下降57万。另外，死亡人口一直在增加，2019年死亡人口已接近1000万。综合这两项数据可推算2020年人口增长情况。
但是，一边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尤其是建国后婴儿潮一代人迅速凋零，很多人担心：人口拐点（这里指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来。
出生人口为何暴跌？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如何应对生育问题和教育焦虑？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人口出生率经历了短暂暴涨后持续下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逼近“人口悬崖”，迎来人口拐点。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首先，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生孩子靠夫妻双方，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还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系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但是，我们可以将生育行为理解为经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认识生育的本质与规律。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育，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们可能会考虑二胎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否造成母亲职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损，是否加重老人带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是成本因素。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多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哪些快乐，给大宝多一个陪伴，给老去的自己多一个保障。这些属于效用因素。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生育也是在边际上做选择。具体来说，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在牛顿尚未降临之前的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落后，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成材率极低。人们会考虑增加生育数量，以抵御高死亡率的风险。以前的家庭生得多，但不太关注小孩的教育（成材率低），到了一定年龄，就让小孩去干活赚钱。小孩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给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开始，很多家庭还延续生育惯性，维持着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刚迈入近代社会的国家容易出现一波婴儿潮。
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应过来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渐减少生育率。同时，随着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现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数量。
所以，伴随着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质量持续增加。但是，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会出现负增长，甚至走向消亡。
因为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如果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下降、效用提升，出生率也会上涨。比如，过几年你的家庭收入提高，孩子母亲可以辞职做全职妈妈，然后选择生二胎。又如，法国政府最近十多年来着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生育率持续上升。目前，英美法的人口还是正增长，人口拐点也没到来。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悬崖一般不会突然到来。因为减少生育数量的边际效用，需要由生育质量（孩子教育）的提升来弥补。而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储蓄或者公共教育不足，家庭不会迅速减少生育数量而全情投入小孩教育。
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经过了上百年的漫长周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的总和出生率从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降到3左右，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下降过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避孕套的普及，生育自由再次得到解放，欧美生育率快速下降，然后稳定在1.7左右。整体来看，从1950到2019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附近。
以上分析的是人口数量自然演变过程，生育是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个前提是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数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悬崖的出现，说明这一前提被改变，生育行为被扭曲。排除战争、瘟疫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国际技术迁移与生育政策干扰。
上述我们讲到，英法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平滑过程，没有出现人口悬崖。
为什么？因为英法美一直是近代技术的探索者以及经济的领头羊，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是平滑的，经济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从出生率下降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边际替代过程。
但是，新兴国家则不同。二战后，欧美国家积累的2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迅速转移到新兴国家，经济水平、家庭收入、医疗技术、公共教育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被改变。这对人口增长造成一个巨大的脉冲。很多家庭还没反应过来，维持着高出生率惯性，而出生婴儿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出现了一波巨大的婴儿潮。比如，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众多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几十年内出现了婴儿潮。
当时，不少亚洲国家开始实施限制生育政策，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国都在婴儿潮后期开始限制生育。限制生育政策进一步改变了生育的自由选择，改变了生育的平滑度，导致了数量上的“人口悬崖”。
二是房价高企与公共资源不足。
最近十多年，房价高企，增加了结婚成本，推迟了生育年龄。房价高企和学位房捆绑，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
如今，房贷是中国家庭的第一债务来源。进入生育年龄的年轻人，不少是独生子女，他们上担负着的父母的养老，自己还要承受高昂的房价和高压的工作，下要承担小孩高昂的教育费用，根本无力多生育。
以上两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导致出生率下滑，人口悬崖陡峭。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这个数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7，低于英法美，与日本、德国相当。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预测是，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不断高涨的房价、公共资源（学校与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为，改变人口曲线，制造人口悬崖，拉近人口拐点。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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