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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读书君
“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林语堂
“汉奸”，一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也最为恨之的词汇，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最恨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的同胞人。如今，和平时代，少有见闻汉奸，汉奸都已经藏匿在了人群中。而在过去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汉奸可谓是明目张胆、招摇过市。
当然，有汉奸就有英雄，从古至今，从不乏各路英雄涌现。比如今天讲到的这位，即便早已病重缠身，贫困不济，穷到了只能变卖自己的除了海军礼服外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去换钱；穷到了年过七旬，还上街叫卖身上穿着的那一件单袍；穷到了全家只开一次饭，佐饭只有一碟盐……也宁死不屈，不接受敌人给的利益诱惑，坚决不做汉奸，不做敌人的帮凶，此人便是中国海军第一位专攻军舰枪械的中将，也是中国海军中唯一一位拒当汉奸宁愿饿死的海军中将，他的名字叫郑滋樨。
英国留学时的郑滋樨
01 保送英国留学，身处海外心系中华
郑滋樨，1869年生于福州。1899年6月，郑滋樨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在候命出国留学期间，独立测量、绘制出现代首幅“清国版郑氏海图”，并被世界航海界采用，这一“壮举”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出少年”。由于才能出众，郑滋樨很快便升到了“海天”舰大管轮职务。
注：“大管轮”，主要是指职位仅低于轮机长的轮机员，通俗地说就是轮机长重要的“二把手”，甚至在轮机长没有办法履行职务的时候，可以代理机长执行任务。
一年之后，因为表现突出而被推荐送往英国留学。1901年，郑滋樨进入英国著名的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学习，之后又被保送到研究所专攻舰炮制造。后来，由于能力出众，一路披荆斩棘成为了杰出的佼佼者，被英国科技界视为“亚洲三杰”之一。
当时的郑滋樨，在海外留学生群以及英国当地皆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刚一到英国，就被插入到英国皇家海军一事，更是在当地的华侨、华人圈里掀起了一阵热议浪潮。消息一传，中国使馆也听闻了消息，郑滋樨很快就被当时驻英国公使李经方（李鸿章的长子）相中，被李经方聘用为使馆的英文总文案，让其协助其处理各种外交棘手问题。时间长了，郑滋樨渐渐成了重要的“助手”，常常奔走往来在各国皇室贵族、大臣以及重要的会议上进行游说，维护中国的利益。
之后，李经方任满4年回到了中国，回国之前还特别“嘱咐”让郑滋樨继续在使馆担任职务，参与工作。因为才华出众，屡次立功，郑滋樨还获得了留学经费，并被任命为正四品驻英使馆参赞。当时，郑滋樨虽然身处海外，却也一直心系祖国的发展。1905年时，郑滋樨经由政治家、思想家吴稚晖“引荐”，在英国认识了孙中山。
1909年8月，孙中山奔赴英国进行游说，宣传革命救国思想，同时也在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募集资金。当时，孙中山与郑滋樨再次见面，两人在旅社里探讨了救国理想，在交谈中很快熟络起来，成为了知心好友。为了支持孙中山救国，郑滋樨慷慨解囊，并留下了“豪言”：先生若是有需要帮忙，只管吩咐。”
三年过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特意给郑滋樨发了邀请函，邀请其能够回国参与祖国的新建设。接到邀请信后，郑滋樨并未食言，当即收拾行囊准备返国。然而，大凡优秀之人，似乎路走得都不是顺畅无阻的。接到孙中山发来的急切催促自己回国参与国家建设的信的郑滋樨，虽然归国的情绪非常迫切，但是三番五次提出辞职却仍未得到批准。最后，从未撒过谎的他，为了回国第一次说了假话，以身染重病为由请求“放行”，经过一番“苦斗”之后，终于获得了“放行”，随后他也立即登上了轮船回国。
02 年过四十，依旧无儿无女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过去那个旧时代，没有孩子被视为天大的“过错”，对于郑滋樨而言，也没有逃过被催生的命运。郑滋樨出国前虽然已经结婚，但没能留下一儿半女，家中的亲人时常催促他回国，不能为了事业而放弃了家庭。但是，郑滋樨的心中只想着学习更多的知识，为国做贡献，为此，一直没有孩子，直至过了四十岁了依旧无后。而当孙中山给其写信让其赶快回国投入新中华建设时，他响应地异常迅速。
遗憾的是，当他回到中国之时，孙中山已经辞去职位。之后，郑滋樨被商务印书馆聘请，担任印刷厂里的机械维修工作。之后，没过几个月，北洋政府要求其到北京就任，好几个部门都争着要人。由于是奇缺人才，又是技术骨干力量，又是海归。外交部、海军部以及陆军部等都希望能够争到这一人才，于是各部门以各种理由要求郑滋樨留下，如外交部以薪资和回国旅费等均由使馆经费开支为由，要求其在部下“待命”……最终，几经斡旋，郑滋樨留在了海军部，担任海军部顾问。
上岗后，他接手的重要的任务就是整顿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创办的军工制造企业，从1892年开始动工，1894年后建成。厂房落成之后，几经扩充，设置了多个分厂，包括枪厂、炮厂、枪弹厂、火药厂等分厂，雇用工人就高达上千人。不过，虽然当时的汉阳兵工厂是中国国内最重要的兵工厂，但是核心技术和生产权基本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技术极为落后，生产量极低，且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
汉阳兵工厂旧景
郑滋樨任职之后，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将技术和生产大权从外国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对兵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同时，他还将从海外学回的新技术用到了工厂设计上，最终大大提高了汉阳兵工厂产品质量以及产量，扭转了工厂亏损的状态。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当时正在北洋政府海军司令部任职的郑滋樨，生活过得相当安逸，不愁吃穿。不过，日子虽然过得有滋有味，但是郑滋樨还是选择南下，继续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当中。由于任职在身，想要脱身走掉，并非是一件易事。最后，他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顺利地转到了广州，帮助孙中山整顿广州兵工厂。包括改革生产体系，改良生产设备，优化枪炮设计等。护法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离开了广州，郑滋樨也告别了广州回到了上海。1920年，郑滋樨被提升为海军少将，1925年，又晋升为海军中将、造械总监。
03 宁愿病死也绝不当汉奸，夫人炒瓜子维持生计
1927年，蒋成立国民政府，国内形势斗转急下。郑滋樨深知蒋的为人办事原则过于阴鸷，劝告亲人朋友离蒋远一些，小心惹祸上身。
不过，对于郑滋樨这个人才，蒋倒是十分器重，当得知他和吴稚晖有交情后，特意嘱咐吴稚晖帮助其动员郑滋樨，让其来担任兵工署署长。只是，吴稚晖并未说服得过郑滋樨，郑滋樨是铁了心并不从蒋，以“年迈多病，无力胜任”的理由作为推辞，并没有接过重任。
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加上国内形势复杂，抗日需要，1934年郑滋樨以海军中将兼任海军军械处处长，在任期间为海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年后，68岁的郑滋樨退休，回到上海。
由于身体年迈，退休不久之后郑滋樨病重不起，且身后还有几个儿子都在上学阶段：大儿子在海军学校就读；二儿子、三儿子也在上大学，四儿子读中学，五儿子读小学，六儿子刚满三岁。全家上下，几乎都靠着郑滋樨吃饭生活。
郑滋樨的第二夫人和两个儿子
而当时郑滋樨已经退休，虽然此前在国内外打拼多年，已经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在孙中山筹款救国之时，郑滋樨基本上将积蓄捐得差不多所剩无几。当时，孙中山召其回国时，想起给妻子买些首饰，也买不起新的，只能跑到了伦敦的旧货贸易市场，淘一些好看的旧首饰。回国之后，由于没钱，在上海也买不起房子，只能在上海租个小楼，家中摆放的一套最值钱的红木家具也是广州朋友送的。
郑滋樨退休之后，上海沦陷，郑滋樨在敌占区的日子过得更是艰难无比。在战火纷飞、物价飞涨的年代，百姓民不聊生。当时身为海军中将的退休军官，郑滋樨每个月能领到的退休金有300元法币，但是折算下来换成伪币，大约也就是150元，这点钱在当时最多只能够买一斗米，根本不够家里吃上几天。为了“自救”，郑家只能开始变卖家中的东西维持生计，什么值钱的衣物、首饰，甚至于家中的桌椅等都被拿出去变卖换钱，只留下了简单的饭桌以及每天必须要用到的床和简易凳子，还有朋友送的那套红木家具没有变卖。
然而，当时的上海物价奇高，即便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也卖不来几个银子，且即便换来了钱也买不了几样东西。
之后，郑滋樨病情愈发加重，偏偏在那时，三儿子也病倒了，且病情恶化严重。而当时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变卖完了。最后，实在没辙，只能变卖了朋友送的红木家具，以及郑滋樨收藏着的最心爱的书画。卖红木家具当天，郑滋樨早早就起，拖着病体一遍又一遍擦拭着红木家具，落泪地对着身边的夫人说“这套家具让我想起了孙先生，想起了当年在广州的那些日子……”
夫人看着眼前的丈夫，心疼不已。从前变卖家具的时候，他虽然也会难过，但是一般借故走开了，今日看着这套家具被搬走，哭得泪目难过……
为了生存，郑家的儿子只好外出四处找工作，当时年仅16岁的四儿子托人在码头找了一份搬运工的活儿。原本，本是少爷从未干过重活的他，体力就不如别人，加上本身年纪小，且家中经济拮据，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更显虚弱。看着他弱不禁风的模样，人们并不想给他活儿干。最后，郑捷苦苦哀求：
“大哥二哥在外，父亲和三哥又病重，我要是没活干，父亲和三哥都会病死的，你们就当救救我爸和我哥吧……”
而郑夫人为了挣钱，带着两个小儿子外出卖花生、瓜子……从此，每天夜里，中将夫人天天炒五香瓜子、花生。天没亮，就叫醒了两个儿子出门卖瓜子，夫人在弄堂摆小摊叫卖，两个儿子跑到影院、剧院、舞厅门口去叫卖……
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汪伪政权瞄准了郑滋樨，希望将其招到部下，委以高官，想着换来一些号召力。然而，当好些人马三番五次到他家做说客的时候，最后还是被郑滋樨骂了出去。汉奸们见郑家老老少少穿着简朴的粗布衣裳，家中也没有几个值钱摆设，料定他家口袋并没有几分钱。于是，便带着重金再次上门，。他们心想，这次肯定能打动郑滋樨，结果却没有想到，郑滋樨一巴掌将钱打飞在地，怒斥道：
别说给我这些钱，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同意当汉奸。
汉奸们虽然被赶了出去，但是依旧没有死心，依旧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而当时郑滋樨病情再次复发加重。看着汉奸肆无忌惮，郑滋樨虽然身体病重，却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地说道：
“敌人打到了我家门口，我只恨自己年老病多，再也无法上前线与敌人拼命！让我同这些侵略我们的敌人共同做事，这简直是跟杀了我一样……”、“我宁愿病死也绝不当汉奸！”
最后，因为贫困与疾病缠身，没钱看病，郑滋樨于1944年病逝于上海。
临终前唯一给儿子们留下的遗嘱是：“好好做人，勤慎工作，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
而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带回的那几样磨刀、剃须刀、以及德国钳子等，成了他留给儿子们仅有的“传家宝”。
留给儿子们仅有的几件“传家宝”
参考资料：《抗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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