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出身在上层阶级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处在下层被剥削地位的人才会有动力去打破阶层界限。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一方，他们生存的代价已经大于造反的代价了，且“天下苦秦久矣”。所以他们选择反秦是可以理解的。再比如明末农民起义，因为当时真的已经是民不聊生了，底层民众已经找不到活路，所以只能通过重新洗牌这种方式去争取生机。那上层的统治者和官僚们会参与农民起义吗？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他们会参与权力斗争，却不会跟着农民一起搞造反。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金字塔中，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会为自己获得利益的多少而与同阶层的人大打出手，但却不会掀翻桌子。
但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却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勇士”，这个人叫曹纶，出身于汉军正黄旗。曾祖父官至骁骑校，伯祖父曹瑛任工部侍郎，祖父曹城任云南顺宁府知府，父曹延奎任贵州安顺府同知。曹纶在家中排行第三。
曹纶在嘉庆八年蒙先父的余荫以闲散充整仪尉。嘉庆十年，授公中佐领。嘉庆十六年，授独石营都司，官居正四品。职位相当于一个旅、团级别的指挥官。然而这样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人，自身前途看起来也还算远大的人却参与了“天理教”起义，在事情暴露后以谋逆罪被处以极刑。
放着大好前程不去把握，反而要搞这种牵连全家的蠢事，曹纶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是他思想特别前卫，像恩格斯一样脱离了低级趣味，甘愿冒死为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劳动人民们举起义旗吗？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之所以走上造反道路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天理教”教义的蛊惑；二是因为实在太穷。
曹纶的父亲曹延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两袖清风的廉吏，他在任上逝世，身后毫无积蓄。曹纶操办完父亲的后事，不远万里扶灵回京归葬。刚刚到北京时，真可谓家徒四壁。妻子衣衫褴褛，曹纶外出当差时只有一件破旧的长袍可穿，多一件换洗衣服也没有，在家时只能衣不蔽体。穷困至此，和全家一条裤子也差不多了。
这时天理教的领袖林清主动结交了曹纶，不停地给曹纶家送钱送物，缓解了曹纶家的窘境。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直受林清接济的曹纶感念在心，在得知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计划后，非但没有缉拿他，还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不过，他当时因为奉命要护送土尔扈特人到热河，没有亲自参与这场起义，但他的儿子曹福昌却头缠白巾，参与了对紫禁城的进攻。
曹纶身为朝廷命官，却背叛朝廷，参与完全不靠谱的天理教谋反一事，最后导致身败名裂，被处以极刑。从这点可以看出，曹纶这个人并不太精明，穷到家徒四壁也是有原因的。但同样令人唏嘘的是，一个四品官员在不依靠贿赂的情况下，竟然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无法过上最基本的体面的生活。这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在嘉庆年间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当这些既得利益阶层都开始不再拥护本阶层利益的时候，大清朝的结局自然也就不难想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