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
近些年，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大疫之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
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技能，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这一比例为11.4%，2017年超过20%，2019年达到24.6%。
与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
劳动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制造工厂招工难度加大，雇佣成本上升。问题是，制造工厂的薪资提升空间不足。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不少制造工厂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人。他们面临同样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这单接还是不接？有些订单为了维持客户关系，没利润甚至亏本也硬接下来。
除了工资成本外，制造业正面临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的压力。大疫之年，全球货币超发，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CCPI指数，从4月的113点涨到12月的158点，全年涨幅8.2%。其中矿产类全年涨幅高达44.3%，铜价在2020年下半年累计上涨23.6%。国际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弹，2021年3月已恢复到约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原料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
如今，中国制造面临人工、原料和运输三大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制造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成本压力。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工信部给出的数据是仅为2.59%。为什么制造企业不能提高终端价格？
我们先看美国的情况。2021年开始，美国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迅猛。3月份，美国CPI为2.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后，核心CPI同比增长1.6%，而PPI达到4.2%，创201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美国的市场相对平滑，货币洪流冲击之下，从上游大宗价格，到生产价格，再到终端的消费品价格，都全面上涨。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中国上游大宗价格和生产价格猛涨，但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2021年3月中国PPI为4.4%，而CPI只有0.4%。这是为什么？
我们通常说，货币超发，大水漫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货币流向被改变，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比如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又如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终端消费品价格是否上涨（全面通胀），除了货币信用崩盘外，关键看货币是否流向了终端消费市场，即家庭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美国市场的价格为何全面上涨？美国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这场疫情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打击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同时，美国两届政府都给家庭发放了不少货币。大宗商品和生产价格上涨，美国企业会提高终端价格，以消化成本压力。这就相当于超发的货币，通过成本传导和直接注资两种方式传递到了终端市场，提高消费品价格。目前，宝洁公司、金佰利纸业均宣布，因大宗商品成本上涨，计划在下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均为5%-9%。
是否形成输入型通胀？
美元超发，投资需求和终端消费共同推动全球大宗价格上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指数。但是，是否会像美国市场一样上游的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消费品市场？
这要看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发行的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央企、国企及投资领域，而非消费市场和家庭部门。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偏弱。如果企业提高终端消费品的价格，消费需求下降，销量下降，价格回落。当然，价格弹性小的生活必需品，企业提高价格，销量下滑不明显，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会明显一些。
可口可乐涨价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前，可口可乐全球高管表示，未来12-18个月大宗商品环境“具有挑战性”，通胀今年可控，但是2022年是一大挑战，计划提高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可口可乐产品价格。
有趣的是，这一涨价消息在中国冲上热搜，一些网友表示对可口可乐涨价“压力山大”。难道中国人连喝一杯可乐的钱都付不起吗？当然不是，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对价格上涨更加敏感。随后，中粮可口可乐不得不对外表示，终端市场的价格不涨，价格调整范围仅限于餐饮渠道的3款易拉罐产品。
这就是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异。但是，这不能说中国结构性通胀比美国全面通胀更好。不论通胀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经济灾害、财富掠夺和精神鸦片。
我们回到制造业。中国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下游终端消费品价格不涨、微涨或局部涨，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就如可口可乐如果终端不涨价，上涨的成本压力由谁来消化？
PPI上涨和CPI微涨之间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利润。下游大型企业及品牌企业，如可口可乐、沃尔玛、麦当劳、小米、美的电器等，凭借对终端的控制优势，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压给上游制造商和供应商。要不死死压住采购价，要不微涨采购价，然后延长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业的供应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润压得极低，付款周期拉长，货物占款规模庞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厂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结货款为抵押对上游供应商提供贷款，以支持后者购买原材料，持续为其供货。这样，供应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应商不敢失去大客户，仅以微利维持，然后通过大客户的品牌效应来接小客户的订单获利。
除了制造领域，物流运输也遭遇成本挤压。与制造业相关的大货柜运输成本连年上升。半挂牵引车（拖头）驾驶员严重不足，该工种技术门槛偏高，需持A2驾照上岗，驾照升级平均需要3年半。同时，驾驶拖头货车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偏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如今主力军依然是70后，90后占比极低。珠三角拖头货车司机的月工资在1万以上，但依然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的代价往往通过超速超载超时驾驶来弥补，这就加剧了司机风险及道路事故。
所以，货币超发与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构成两头挤压：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合力挤压中间制造和物流的利润，上涨的成本无法转嫁，最终打击供给，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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