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研究局陈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上刊发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大一口锅扣在文科生头上，被人解读为“文科生误国”。其实，央行工作论文想要表达的或许是文理科的结构性问题。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这是为什么？
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
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
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
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人文科学起到什么作用？
有人说诗歌怡情，哲学开悟，文学通达，谈具体作用就显得功利主义了，未免太庸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效率，无法创造价值，定然会被淘汰。
人很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职业和专业。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国际技术大量涌入，工业效率快速提升，工业领域的收入快速增加。这吸引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电子、机械、计算机、材料都是热门专业。过去几十年，中国高中阶段，成绩更好的一批学生选择理科，理科没有优势被迫选文科的大有人在。进入千禧年后，市场对外贸、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商科开始崛起，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外贸、经济学、管理学、财会，其中不乏理科生。而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文学、美学、国画、社会学等文科专业均为冷门专业。
到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学为科学技术创造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当时比现在更加重视理工科，但是技术创新依然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资本也有，技术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为什么？
当时的土地是国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区来投资。政府找到一些专家，如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土地可以流转，市场开始启动，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释放资源；二是企业主入场；三是工人、工程师发挥作用。可见，人文科学的探索在前，产权制度改革在前。
过去几十年，羸弱的文科，渐进的改革，给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转移开辟一些生存空间。庞大的理工科团队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运”。将临床、软件、电子、汽车制造等流水线、设备及技术标准搬运过来。这成就了中国制造。
如今，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衰退，空间逐渐塞满，核心技术又搬不动，人口红利还逐渐消失，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数理化”的时代？
接下来，发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关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能够搬运的技术搬运得差不多了，理工科应该转向技术创新。但是，为何技术创新艰难？是不是技术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足？
这些固然没错，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羸弱的人文科学没有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过去，人文科学给科学技术只创造了生存空间，没有打开成长空间。有些理工科直男说，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领导是文科生，外行领导内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存在外行领导内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导致人才错配。这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为技术人才打开足够的成长空间。如何让巨额的科研经费配置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人文科学及教育制度的任务。中国顶尖学府曾有几大知名校办企业，如今均面临危机，要不债务重组，要不负债人被调查。是高校技术不行，财政经费不足，还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学研究与法律工作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又如，经济学及反垄断工作的问题。垄断势力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盲目的反垄断反而打击了技术创新。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并不理解什么是垄断，不清楚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传媒、艺术、文学、历史等均能够为科技打开成长空间。通常，思想市场越繁荣，理性思维越成熟，知识创新越发达。如果国民不理解个人自由，不理解产权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则，不理解国家内涵，制度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并传播人类行为的规律，进而创新制度，给技术提供成长空间。
所以，人文科学的第二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
从人文科学到政治制度，再到经济自由。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张。最典型的说法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打开天窗。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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