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沙皇俄国的哥萨克侵入到黑龙江流域，满清王朝与其爆发一系列冲突与战斗时，清廷曾调拨朝鲜火绳枪手参战并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朝鲜火枪手的相关战斗记载以往却鲜为人知。而且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与战斗种，燧发枪第一次大规模的传播到了东亚。本文就来说下有关于朝鲜火枪手和燧发枪的故事。
罗刹鬼的火器
1658年8月24日，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征黑龙江的清军统帅、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畔的船厂（即今吉林省吉林市）置酒高会，庆贺一个半月前的黑龙江大捷，席间，此役出力颇多的朝鲜火枪兵指挥官申浏乘机提到清军此战缴获了“不下三四百柄”形制“殊异”的敌军枪支，请求他从中赠与几柄“贼炮”，权衡两天后，沙尔虎达最终仅仅派人送去一支。申浏则给后世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贼炮与我国炮制不同，不用火绳，内边插火铁，外边放下铁插，火石放下，则石铁相薄而出火，系是殊异，故曾恳于将胡（沙尔虎达）有此送赠。”熟悉近代早期火器历史的读者显然能够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一把燧发枪，考虑到朝鲜人早在仁祖九年（公元1631年）就从传教士渠道见识过燧发枪——“西炮者，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又很可能在孝宗七年（公元1656年）仿制过荷兰漂流船上的燧发枪——“先是，蛮人之漂到也，得其鸟铳，其制甚巧，命训局仿而造之”，申浏也断然不至于认错。不过，鉴于燧发枪要到17世纪末才在英格兰、荷兰等先进国家的小规模军队中推广，直至18世纪初才成为法兰西、俄罗斯等欧陆大国的制式兵器，远东的哥萨克有条件一次性动用诸多燧发枪，以至于朝鲜仆从军都企图从战利品里分润几把吗？
▲图1. 列梅佐夫笔下的哥萨克持枪形象
答案是肯定的。17世纪中叶的远东俄军文献在记载单兵轻兵器时常用一个名叫“пищаль”的词汇，起初词义与“管子”、“笛子”相关，后来在14世纪末成为对管状火器的通称，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汉语中的“铳”。到了17世纪中叶，该词仍然广泛用于称呼包括火门枪（比如乌扎拉村战斗中缴获的清军三眼铳、四眼铳）、火绳枪、燧发枪乃至城防枪（затинная пищаль，类似于中国的抬枪）在内的各式轻型火器，词义大体相当于“枪”。我国历史著作在翻译此词时往往根据《大俄汉词典》中的释义“旧时的火绳枪，旧时的炮”径直翻作“火绳枪”，实则不然。仅以雅克萨围城战期间的战报为例，俄方记载里就有多处与燧石发火相关的“枪（пищаль）”，如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曾在报告中表示：“卑职应安齐福尔卡等所请，命其带去莫斯科拔来……枪（пищалей）10支、枪用燧石300块、长柄斧43把”。“卑职复派阿尔巴津哥萨克……增运去皇库物资：城防枪1支、配有枪托、（铸弹）模具和通条的手持枪100支（100 пищалей ручных с ложами и с фурмами и с трещетми）、长柄斧50把、红绸镶边的亚麻布军旗1面，军鼓1面、枪用燧石850块”。此外，乌拉尔地区的“欧亚锁钥”韦尔霍图里耶税卡曾在1685-1686年先后捕获三名偷渡的哥萨克，查获三人携带的枪用燧石总计1200块，当时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对燧石的需求量和燧发枪的保有量由此可见一斑。
▲图2. 圣彼得堡炮兵与工程兵博物馆馆藏17世纪燧发枪
之所以燧发枪会在远东提前成为常用兵器，其原因还要追溯到当地特殊的经济形态，哥萨克远道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取毛皮，因此，便于狩猎的燧发枪乃至线膛枪都有一定的用武之地。此外，哥萨克在西伯利亚参与战斗的主要场合并非列出堂堂之阵交战，而是突袭、劫掠等小规模冲突。因此，俄国正规军当时普遍使用的重型火绳枪“雀鹰”（мушкет）并不适合远东战况，不仅火绳容易熄灭，而且沉重的支架也不利于狩猎和野外小规模冲突。
▲图3. 西伯利亚正规射击军形象
于是，当斯捷潘诺夫率领数百名哥萨克在1653年闯入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肆意掠夺毛皮贡赋时，这些“狞猛残刻恶鬼罗刹”便将大批燧发枪带到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图4. 俄国学者巴格林还原的1653年左右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麾下哥萨克形象来自朝鲜的“大头人”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曾对李氏朝鲜军队有过如下评价：“朝鲜之兵，虽无马上之能，然不违法度。长于步战鸟枪，以之攻取城池，大为有用”。正如朝鲜人在《建州闻见录》中所述：“鸟铳极是远技，而藏（装填）放甚迟，若非凭城据险，则难以措手。平原易地，决非与铁骑角胜之器……上年我军专恃炮手，当其冲突，未及再藏，而贼骑已入阵中矣”。尽管朝鲜军队在野战中屡屡惨败，但依托工事作战仍然能够有所作为。事实上，皇太极治下的朝鲜“炮手”（火枪兵）的确在松锦等交战中作为仆从军表现可观，按照朝鲜文人的说法，甚至一度闹出过朝鲜人首级价格高达正牌八旗两倍的状况（李?《燕途纪行》：“明师论功，虏头半百金，丽头倍之”）。由于清军入关后东北边防空虚，到了1654年沙尔虎达首度率军出征松花江地区时，清廷除了出动300名正牌清军，就近调动300名虎尔哈部（朝鲜史料称之为“曰哈”、“曰可”）士兵外，还特地征发了100名朝鲜“炮手”。热衷“北伐”的朝鲜孝宗李淏一方面积极按照宗主国要求出兵，派遣咸镜道兵马虞候边岌率领100名火绳枪手和大约50名辅助人员出征，一方面却也暗怀鬼胎，存有借此观察态势，进而觊觎土地之心（宋时烈《醒对说话》：“虏不事武备，辽沈千里，了无操弓骑马者，似当如入无人之境矣……且使予入彼中，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且使予久处彼中，无有畏慑之心，予之愚意自谓天意于予”）。1654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二，俄历6月6日），顺松花江而下的清军终于突然遭遇了相向而行的哥萨克船队，后者兵力不足400人，当时正在溯河而上“筹措粮食”并征收毛皮。
▲图5. 哥萨克强迫西伯利亚人缴纳毛皮贡赋
按照边岌的描述，哥萨克共有大小战船39艘，他们的战船“不用铁钉，但以木索缠缚”，其中“大舡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舡二十六只，似倭舡矣”，清军虽然战船数量颇多，计有20艘“可容七十人者”的大船和140艘“仅容四五人者”的小船，但这些战船乃是用楮树皮制成的“者皮舡”（在明清时期的东北地区，楮树皮广泛用于制造服装、鞋帽、器皿乃至船舰），自然无法与哥萨克的木战船正面对抗。诚如边岌对沙尔虎达所述，“岂可乘此者皮舡，以御彼之巨舰乎？”于是，根据边岌的记载，沙尔虎达下令清军和虎尔哈战士登岸占据松花江畔地势最高的地方，设立“柳棚”土木工事，让清军炮兵和朝鲜火枪手依托工事射击。俄国哥萨克指挥官斯捷潘诺夫的报告也证实了边岌的说法：“博格达军（清军）……用大炮和火绳枪作战，他们向我船开炮轰击。他们从土筐垒的工事和土墙后面开火。卑职与部下商议以后，下令哥萨克乘船出击……博格达人在岸上占了一块坚固的阵地，他们从土墙后面向我们开火。”斯捷潘诺夫最终不得不承认：“在此次战斗中，许多军役人员负了伤；我们无法与这些博格达人继续作战”，也认可清军“打起仗来阵法娴熟，井然有序”。边岌则提到影响此战胜败的船只因素，他认为哥萨克战船“体大而无橹，故不能进斗”，逆流而上时多少得吃亏，同时也意识到哥萨克手中的燧发枪等火器颇为犀利，所谓“贼舡男女，不满四百，所持惟火器耳”。
▲图6. 朝鲜战笠
众所周知，李朝时代的朝鲜军人时常佩戴硕大的“战笠”军帽，远远望去便看似“大头”。边岌所部在松花江上一战得胜后，当地各个部落中自然而然地开始流传起“大头人”的故事。即便在四年之后，当朝鲜火枪手再度助战时，还能听到“贼人……称大头人甚可畏云，所谓大头者，我国之人皆着毛笠，故谓之大头云，此言概出于犬部落（即赫哲人，因驯养犬只得名）之人”。
▲图7. 俄国人印象中的清方军队，其中右为朝鲜军人。
黑龙江上的决战
尽管斯捷潘诺夫在松花江上吃了败仗，但哥萨克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1655年3-4月，明安达里率领清军围攻斯捷潘诺夫残部盘踞的呼玛尔寨，结果因久攻不克、粮饷不济撤兵。其后数年多有小规模交战，但双方仍处于僵持之中，清军也多少有些师老兵疲。按照申浏在1658年所作的总结，便是“自前清人与此贼三大战，而一番则一百余名中丸死，一番则四百名中丸死，一番则各高山仅余四五名，上年则三名死亡，而重伤者不知其数云，此贼之为患，至于此极”。
▲图8. 俄国学者巴格林还原的斯捷潘诺夫麾下哥萨克着装，与边岌提到的“其容貌皆类蛮贼，衣皆黄锦”吻合。
1657年下半年，清廷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股流窜黑龙江的哥萨克，已经垂垂老矣的沙尔虎达似乎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战，也动用各种关系设法调集精兵强将，并设立吉林船厂修建战船。截至1658年农历6月初，集结在松花江口的全军战船计有上船4艘、大中船36艘、中小船12艘，配备大小火炮50门，每门配备炮手2人。清军共有沈阳等地甲士1000人、北京宁古塔等地火绳枪手200人、西蜀潜水军（号称能够水中潜行数十里凿船）100人、汉人船工兼桨手600人。此外，朝鲜方面也奉命派出北道虞候申浏率领5名军官、200名火枪手、20名火兵（处理火绳、火药的辅助人员）、2名通事（翻译）、38名随率（仆从）、39名刷马驱人（马夫）从征。哥萨克也并非毫无准备，申浏记载过被哥萨克掳走的当地女子证言，“贼船十三、四只许，而并皆新造体大，船上遍作板屋格，军与炮手并在屋上。自言我寡彼众，但当相遇，决战而已”。这些船只不仅体积很大，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坚固，木板、桦树皮、泥土层层加固之后，居然能够挡住舰载“洪伊炮”（红夷炮）的轰击，当然，考虑到清军火炮所需炮手人数之少，这里的红夷炮威力大约也不会太大。既然双方都意图决战，待到清军船队驶入黑龙江干流，原本在黑龙江中活动的哥萨克船队逆流而上后，7月10日（农历六月初十，俄历6月30日）的大战便不可避免了。双方船队首先展开炮战，迫近后更是火枪、弓箭并举，按照申浏记载便是“去贼船一马场许，齐举大炮交战，贼船亦举大炮，如是连战数次，后前中诸船一时直捣，射炮俱发，丸矢如雨，势急呼吸”。俄方溃兵菲利波夫等人的证词也大致相符，“博格达大军（清军）分乘47只大木船，携带大批火器，火枪大炮，向我阿穆尔军役人员进攻，他们从船上开炮。”虽然清军和朝鲜军的火枪手人数大约与哥萨克相当，武器装备甚至还要低劣一些，但50门暂时还伤不到哥萨克战船的大小火炮，显然发挥了杀伤人员的巨大作用，朝鲜火枪手的射术也相当不错——战前申浏曾令人在松花江口设立“长一把余广三寸”（大约160厘米高、10厘米宽）的标靶，让他的部下在距离标靶60步（约100米）远的地方各自开火三次，命中率可达25%之多。申浏便指出，“贼卒在屋上放炮者不能抵当，并皆隐入屋下，或弃船走匿于草莽中”，压制了哥萨克战船的火力后，清军乘机迫近，意图将其俘获，却遭到隐蔽在船内的哥萨克枪支火力反击，按照申浏的说法便是“贼从屋下炮穴连续放下，我船中丸死伤者甚多”。其后，清军干脆动用火箭，所谓“急发火箭，连焚七船”，剩余哥萨克龟缩在余下的四艘船内，最终趁着夜色集中到一艘船上逃跑。俄方溃兵的口述也可印证申浏的记载，“（清军）抢去我……貂皮实物税……还抢去皇家火器、大炮、弹药、哥萨克的粮食、衣服和各种物件。在此次战斗中，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等270人全被打死。幸存的军役人员，有的逃入山中，有的乘‘斯巴斯克’号船……逃走。”
▲图9. 反映达斡尔人抗俄斗争的中国电影《傲蕾·一兰》中女主角射杀哥萨克头目斯捷潘诺夫的场景，虽然并无史料记载斯捷潘诺夫如何毙命，但的确有不少哥萨克弃船登岸后被清军射杀，正如申浏所述，“贼卒曳岸者走入草林中，甲军登船射斩贼人四十余名”
此次黑龙江大战，清军甲士阵亡90余人、船工阵亡30余人，伤员共有200余人，朝鲜火枪手阵亡8人、伤26人，合计死伤约有350多人，大约折损了1/7的参战人员。俄国哥萨克方面仅指挥官斯捷潘诺夫以下阵亡总数即高达270人，仅有57人乘坐“斯巴斯克”号逃走，其后收拢部分未曾参战的部队和溃兵，总算凑够了223人，但燧发枪也丢失三四百支之多，可以说是遭遇了伤筋动骨的打击。为了警戒哥萨克残军，巩固战果，清军战后又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上巡弋将近一个多月，殚精竭虑的沙尔虎达在得胜当年就长眠故土。
▲图10. 《傲蕾·一兰》中的沙尔虎达形象
尾声
申浏曾在他的《北征录》里记下了自己眼中颇为荒谬的俄国战俘口供：“贼人且言，当初自其巢穴出来之时,四年而后到此云。”他随即对此予以驳斥，“安有费经四载，越人国争地之理也，其不可信也甚明！”“安有费经四载，越人国争地之理”？的确，即便在当时眼界最为开阔的那一部分朝鲜人眼中，俄国哥萨克也完全不可能花费成年累月的时间一路向东拓土，他们至多会将俄国人视作黑龙江上游的某支“得罪于其国，不得还归本穴”的流寇，却未曾料想这群亡命徒的国度在几百年后终将逐步蚕食中国领土，最终成为朝鲜的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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