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一切，开始于一场战争。”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君主。
他坐拥天下，却忙于敛财，派出大量内监到地方聚敛财物；他刚愎自用，又昏庸惫懒，因立太子一事与群臣分裂，而二十年不理朝政。
难怪后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但就是背负了如此多骂名的万历皇帝，竟也遇着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的情况。
1704年，也就是清廷统一中国的第六十年，朝鲜正举行国祭。
朝鲜国王站在祭台前向臣子演说：“远望故国，朝天无门。追忆天朝待我无比之优渥，而前任国王侍奉天朝又无比的真诚。但今日我等只能暗自哭泣，泪不能止。”
他郑重向他的子民宣告，将为万历修坛立祠。
1705年，正式祭祀万历皇帝的大报坛建成，就位于朝鲜的正宫大院之中。
图| 《东阙图》中的大报坛，高丽大学博物馆所藏。
为何朝鲜如此怀念万历皇帝？
一切的一切，开始于一场战争。
1592年，丰城秀吉的大军登陆釜山，朝鲜危殆。
朝鲜国王落荒而逃。他深知己国之力，不能抗衡。于是嘱托使臣郑昆寿说服大明，带来援兵。
临行前，国王只说了八个字：“国之存亡，在卿此行。”
从汉城到北京，一路高山作伴，荒漠相随，一旦下雨，便是寸步难行。
郑昆寿快马加鞭，仅仅花了二十五天就走完了两个月的行程。
到达的第二天，他就敲响了兵部尚书的大门。
但是，他一不知敌方兵力，二不知何地沦陷，三不知国王安危，如何劝动皇帝出兵，他也不知道头绪。他只能拿出泼皮无赖式的本领，不厌其烦地坚持上奏，一旦会见要员，则长跪不起，痛哭流涕。
朝堂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之际，郑昆寿尽其所能，也不能决定什么。
然而万历皇帝的好大喜功帮了他一个大忙，皇帝的定调最终平息了纷争，明朝决定出兵。
数万明朝军队相继踏过鸭绿江，奔赴平壤，开启了明朝抗倭援朝的序幕。
虽然明师威武，但毕竟是跨国作战，消耗的饷银几乎把国库掏了个空。除了加重赋税之外，万历皇帝还命令大臣拿出家中钱财来支援前线。甚至开始了卖官鬻爵。
因此郑昆寿在京交游四方，摆低姿态，向明朝官员说明粮草、军资的窘迫，坦言这是“小邦之罪”，只能依靠父母（即明朝）。
这样一来，对内大肆敛财的万历皇帝倒真成了保全朝鲜的恩父。
大明与朝鲜的合作，在风雨之中走了七年。七年来，朝鲜使者络绎不绝，双方也变得互相理解。
使者权挟与兵部侍郎李祯会面之时，李祯询问情报，权挟想到故乡战乱，不自觉泪流满面，竟不能言。
李祯连忙安慰，大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答应了权挟所有要求。他也坦诚明军到了朝鲜，也会滋扰一方，你们的人民实在是太惨了。
李祯和权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两者的对话躲在历史的角落之中，散发着温度。
那一年，中国和朝鲜站在了一起。
这些明代朝鲜使者的赴京，是向天之行，求天之助，是谓“朝天”。他们的见闻汇编成册，通常叫做《朝天录》。
倭乱平定过后，朝鲜上下无不感恩于万历皇帝。朝鲜国王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与神宗“义则君臣，恩则父子”，士大夫们也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
若是没有神宗的决定，朝鲜恐怕早两百余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在朝鲜人民心中，神宗就是一位如君如父、救万民于水火的大德皇帝。
1620年，万历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北京，朝鲜使臣最后一次见到了这位恩重如山的君主。
在他的记载里，万历皇帝在临去前召集群臣，用手指着自己的脸，让大家看看自己病深至此，随后便谈起了辽东的事情，很是忧虑。
过了没多久，万历皇帝握手成拳，随即松开，就这么握了几握，便撒手西去了。
在这一刻，万历皇帝不像是一个威严的君主，也不是一个活人无数的恩父，而只是一个行将就木，正在交代后事的老人。
一代皇帝，无论身前功过几何，终究会化作一抔黄土。
万历皇帝与朝鲜的缘分也随着他的离世跌进了尘埃。
1644年，明朝覆亡，历史的车轮向前碾过。
明亡之后，朝鲜如以往一样选拣良臣，备齐礼品，派出使节团奔赴京师，以示臣服。
当他们经过玉田县，都会在一棵枯树前驻足。相传，这颗枯树在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就立刻枯萎，当它重焕生机之时，真命天子会出现，定鼎于此，结束清朝的统治。
这只是明朝反抗余波中的一道小菜，他们却视作珍馐。
他们踏入熟悉的土地，怪异不免翻上心头。道路上虽是汉人，却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着怪异。人们摸着自己头上光秃秃的部分，看着这群仪表堂堂的异乡人，面上尽是好奇和思索。
而进入京师，则是另一番场景。人们见到朝鲜官员身上的衣冠，回忆不免涌上心头。
在那个岁月里，人们总是穿着直身的宽大长衣，头戴四方平定巾。台阁之上，或是书院之中，士人在推杯换盏之间陈说自己的抱负，旁有好友相和，远方传来动人的丝竹之声。
可惜这番宁静祥和被清军的铁蹄一举踏碎。
入关后，清朝两次颁布“剃发令”，汉人均是殊死抵抗，累累尸骨，几可成山。活到现在的人不免感怀，落下泪来；朝鲜使者亦是落泪，不知是悲戚大明的灭亡，抑或是本国的命运。
清朝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使者将来京的见闻汇编成书，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史称《燕行录》。而其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令人唏嘘、错愕，最后陷入深深的感叹。
乾隆年间，朝鲜使者李德懋在北京闲着无事，便去大成庙祭拜孔子，路上却有不少市井之人的阻拦，他们吆五喝六，指指点点，毫无礼节。
这不禁让他感慨天朝上国，礼崩乐坏至此。他便移步东边，对着大门拜了四拜，表示对孔子的尊崇。
然而旁有小童发出惊呼：“那人和唱戏的一样。”他这才了解了原委。
原来在政治的高压之下，正式场合不得出现前朝的衣冠。然而戏台班子却得到了服制的豁免，他们无论是游走街头、娱乐百姓，还是入显贵之门、登堂表演，都毋须剃发改服。
李德懋看着戏台之上的优伶身穿着宋明官服，却表演着《水浒传》的故事，以供台下之人哄笑怒骂，不禁发出感叹：“礼仪不传，堕落民间，汉家的威仪都跑到了戏子身上，如果有天命之人想要推翻清朝，难道要从戏子身上学习礼仪，可悲啊可悲！”
游历的学者、书院的老师、品茗的隐士、蓄发的百姓统统在这方世界消失了，只留高台之上的低吟浅唱还在勾勒他们的模样。
李德懋还在等着玉田县的那棵枯树重新绽放绿色，只是他也等不到了。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人们逐渐走出对明朝追思的情绪。乡野之间涌动着“反清复明”的暗流，但在升腾而起的大清帝国面前，显得无比的可笑。
朝鲜使者在这方面倒显得有些执拗了。
乾隆年间，出使清朝的使者洪大容正面对着两位文士的盘问。他们出于对异国的好奇，想要从洪大容口中探知朝鲜的历史。
洪大容说道：“前明对于我国而言有再造的恩德，两位仁兄知道吗？”二人沉默不语。
洪大容眼望前方，好似陷入回忆之中，动情地说道：“万历年间，倭寇进犯我国，多地沦陷。神宗皇帝动用天下的兵力，耗费了天下的财富，花了七年终于赶走日寇，到今天已有两百年，今天朝鲜百姓的生活都是拜神宗皇帝所赐。”
事涉前朝，已经不是一般的违禁之语了。
然而洪大容没有打算停止，他又说道：“而且明朝末年的流寇动乱，未必不是因为援助我朝的缘故。所以我国人民都认为明朝是因我们而亡，百姓的哀痛至今也没有消散。”
如此狂妄之语由朝鲜使者口中说出，令两位文人哑口无言。
这暗搓搓的讽刺可见洪大容的“心机”，他故意触及红线，实则是察觉到了清朝文人的谨慎，想要在他们面前彰显气节。
这些异乡客恭恭敬敬地来京朝贺，心中倒是充满了怨怼和鄙夷。因此旅行记都由“朝天”改为了“燕行”。
在他们的眼中，中华帝国的主人是胡人，而非汉人，文化血脉早已断绝。虽然清朝有御人之术，又武力强大，但是汉族文人的腰杆未免太软。
明朝的典章制度，只能由“小中华”朝鲜来继承，朝鲜不再是倾慕中华的邻家小弟了。
因此朝鲜臣服清朝之后，却仍然奉明为“正朔”，除了朝贡的官方文书之外，其余所有文章都用的是崇祯年号。
不仅如此，朝鲜国王还曾效仿“卧薪尝胆”的典故，积极策划北伐。
朝鲜使者为了表明自己鄙夷“蛮夷”的立场，也不惜在旅行记里面造遥诋毁清朝。
在他们的笔下，清朝的孔庙荒芜，孔子变成了“披发左衽”的胡人；
佛教登堂入室，官庙之中遍地佛像；
汉人茹毛饮血，举办丧礼还要奏乐娱乐。
历史的疮疤已经结痂，却化成了朝鲜“光荣”的印照。
在朝鲜使者带上有色眼镜之后，事实已经并不重要了。
真正重要的是，昔日携手共进的中朝两国已经渐行渐远。
朝鲜不再等待枯树逢春，而要独自美丽了。
东亚，之于西方，好像是一个自成一脉的文化共同体。
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心。
明中叶以后，日本不再以中国为尊，并且派兵攻打明帝国的附属国——朝鲜。清朝建立以来，朝鲜亦不再崇奉中国。东亚三国已经分道扬镳。
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清朝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朝鲜进入了日本殖民时期。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又被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接管，被迫南北分裂。
朝鲜民族的近代史是屈辱的近代史，是被外人统治的近代史。这种极具悲剧色彩的历史塑造了当今韩国浓厚的民族主义性格。
在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他们想要塑造与自身的地位和实力相符的历史记忆，所要做的便是打扮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网民攻击穿汉服的中国人，并声称韩服是汉服的起源，韩国学者宣称中国文化起源于韩国文化等等的“造史”新闻层出不穷。
历史好像掉进了一个循环，当今的韩国与几百年前的朝鲜何其相似。
古代的朝鲜依赖大明的军事力量，平定倭乱，收复领土；今天的韩国，依靠美国，抗衡北朝鲜。
古代的朝鲜奉儒学为权威，自称“小中华”，因而鄙夷“非明”的清朝；今天的韩国，欧美文化盛行，因而鄙夷“非欧美”的亚洲国家。
朝鲜半岛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叫“鲸鱼打架，殃及虾米”。朝鲜半岛不正是“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地缘形势使得韩国如此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也如此容易屈服于另一个“明朝”。
同时，邻居也是一面镜子。
图| 韩国景福宫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明朝”——西方。
最早的时候，在与西方的对望中，我们常常自惭形秽。我们视其为师父，以其为标杆，丈量西方的体态，裁剪自身的衣服。
彷佛双方的差异，都是我们的“残缺”。
如今，虽然爱国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更多的是一种应激式的抵触。
正如同韩国一般，外在的强横需要内里的支撑。
无论是崇洋媚外，还是逢西必反，都不会让我们的文化走出西方的阴影。唯有扎根于文化的土壤，才能盛开民族的花朵。
真正的自信，从来都是不倚不靠，傲然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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