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怪病”，当地大约有1680人突然瘫痪，造成466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儿童。这场怪病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做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它主要攻击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运动神经细胞，感染之后可能会导致瘫痪。该病毒在江苏南通爆发之后，随着人流的迁徙，逐渐蔓延到了我国的青岛、上海、济宁等地区，而它们主要威胁的就是7岁以下的儿童。
儿童是一个家庭的希望，然而在当时面对这种疾病，医生们普遍无能为力。想要解决它们，疫苗是最好的办法。
在当时，有两种疫苗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减毒活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就是利用病毒基因变异速度较快的特点，在实验室中找到一种变异的毒株，该毒株的毒性较弱，即使感染人体，人体也能自愈。减毒活疫苗的优势在于免疫时间长，免疫效果好，接种次数少，只需要一次即可。但缺点是减毒活疫苗在人体中依旧会繁殖，一旦它们基因突变，演化出毒性较强的毒株，不仅会导致防疫失败，还有可能导致接种的人因此而患上小儿麻痹。
灭活疫苗就是将病原体杀死后，再送进人体，好处是灭活疫苗的病毒已经死亡，不能在人体内繁殖，所以比较安全。但缺点是灭活疫苗免疫时间较短，需要注射的次数多，在当时需要注射3针，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4针。
选择减毒活疫苗还是选择灭活疫苗？在当时成了一个难题，有些专家认为应该选择灭活疫苗，原因是比较安全。但是顾方舟综合了当时的实际国情，最终决定选择研制减毒活疫苗。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在当时已经有更为安全的灭活疫苗，为什么顾方舟先生还要选择研制减毒活疫苗呢？
为什么要选择减毒活疫苗？
之所以顾方舟决定研究减毒活疫苗，其实是出于当时的国情考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较少，而灭活疫苗非常昂贵，在当时每针疫苗需要几十元钱，还需要注射3+1针，对于农民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费用，这必然会导致人们难以承担，因此注射人数较少，达不到群体免疫效果。
另外，灭活疫苗需要注射3针，有时还需要隔一段时间加强一针，也就是说需要4针，而这对护士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在当时我国从医人数有限，并且很多山区或者偏远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医生，所以灭活疫苗不适应当时的国情。
减毒活疫苗的成本只有灭活疫苗的1/1000，售价较为低廉，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有能力承担。其次是对从医人员没有要求，原因是因为减毒活疫苗也是活的病毒，病毒可以感染人体正常细胞，所以不需要使用注射的方式来获得免疫，而是通过口服的方式获取减毒后的病原体，从而在身体形成免疫反应。
而且，减毒活疫苗的另一个好处是，减毒后的活病毒有可能会随着婴儿的粪便排出体外，这些粪便中含有一定的减毒活病毒，周围的人接触到后也会引起自身的免疫反应，相当于注射了疫苗，从而获得免疫能力。
亲身试验
正是因为减毒活疫苗更适合当时我国的国情，所以顾方舟团队才开始自主研制疫苗。而当疫苗研制出之后，按照疫苗的设计要求，必须要经过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尽管药物在动物试验上已经证明了药物是否安全、可靠，以及是否能产生足够的抗体。但是动物和人类毕竟存在着物种限制，在动物身上有用的疫苗不一定对人类有效，所以疫苗必须要接受人类试验。
而人类试验又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是测试疫苗的安全性，第二期是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第三期则是检验可靠性以及给药方案等，只有三期实验都通过之后才能上市。
其中参与第一期疫苗测试的志愿者最为危险，这是因为疫苗在人体上的安全性还没有经过检验。为了验证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同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当作了第一期小白鼠。经过一周的观察之后，发现都没有表现出异常。
但这并不能说明疫苗百分百安全，因为成人的免疫力本来就比儿童强，而疫苗的目标对象又是7岁以下的小孩子，为了验证疫苗在小孩子身上是否有效，顾方舟毅然决定瞒着妻子，在自己刚满月的儿子身上做实验。
对于一个父亲而言，这个决定并不好下，原因是因为一旦疫苗失败，将意味着自己儿子有可能会瘫痪。然而顾方舟认为，谁家的孩子都是宝，不能拿别人的孩子来冒险。其实不止顾方舟，顾方舟同事们也毅然决然地拿自家的孩子做试验。
幸运的是，这次实验成功了。
就这样经过三期试验之后，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研究出来了，但是疫苗属于生物制品，必须要低温保存，在当时冰箱还未普及，为了解决低温难题，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将疫苗制作成了糖丸，糖丸可以在常温下保存，而这就成为了我们小时候共同的记忆：吃糖丸。
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疫苗接种，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我国逐渐没有了生存空间，在2000年时，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也代表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现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经济也在不断提升，减毒活疫苗糖丸也逐渐被更为安全的灭活疫苗所取代，因此现如今糖丸很少见到了。
回顾自己的一生，顾方舟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