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没有文官系统，也没有教育系统。学习、研究与艺术被贵族垄断。古代中国的阶级固化程度要比欧洲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和文官系统。当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更有智慧，而是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统治阶级的门票。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文官系统，得到阶级上的晋升。统治者利用知识垄断、考试竞赛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提拔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社会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但是，当时没有公共教育，只有私人教育，规模较大的宗族及门阀氏族可以提供私塾教育，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教育，也不愿意接受教育。
教育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的投资。古代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承担这项成本，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不如让孩子尽早种田，获得当期收益。
进入近代社会后，欧美意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教育，降低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禁止企业雇佣童工。
公共教育资源越不足、越不公平，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风险就越大。一般来说，农村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城市，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发达地区。如此，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风险更大。当这个风险达到一定程度，低收入家庭就直接放弃对孩子教育的私人投入。
比如，70后、80后这两代人，有不少农村学生辍学，或放弃努力学习。当时的农村公共教育落后，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极大，家庭根本无法投入足够的私人教育，包括教辅、转学以及家长的时间。多数家长都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进步。
在公共教育匮乏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越不愿意投入教育，下一代的竞争力更差，陷入代际贫困。这样就会陷入“贫穷陷阱”。破解贫穷陷阱的办法是对未来投资，关键是投资教育。但是，低收入家庭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的劳动只能维持当下生计，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无法对未来投资。这该怎么办？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多生少育。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生育率高于富裕国家，真正的贫困家庭更愿意多生孩子。按理来说，收入越低，生育负担越重，越不愿意生育。这是为什么？
因为多生育是低收入家庭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材率低下，考上好大学的概率很低，那么，低收入家庭投资教育风险就很大。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而少生孩子会加大这种风险。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后收入不高，自己又没有社保，养老都成问题。如今，农村确实存在这类家庭。反过来，与对一个孩子投入教育相比，多生一个孩子的风险更低、回报率更高。低收入家庭很自然倾向于多生几个孩子，降低家庭繁衍的风险，分摊养老压力。
有些人指责低收入家庭多生育，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们在公共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降低家庭风险、摆脱贫困陷阱的无奈选择。
其实，低收入家庭并非盲目生娃、粗生放养。他们也有一些策略，比如两代人抱团突围。如果能够跑出一个学习天赋好的，父母和其它兄弟姐妹共同支持他上学。通常，这个人往往是最小的弟弟。这相当于用两代人的努力积累原始资本，只要一个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的命运可能被改变。这种故事在60后、70后农村家庭中不难见到。
80后、90后不少是独生子女，兄弟抱团突围的故事少了。一些农村父母努力节约积累原始资本支持孩子上学。这就是砸锅卖铁的故事。这导致整个家庭紧绷，父母期望高，孩子压力大，偏向于功利主义，渴望快速收回成本，补偿父母节衣缩食的牺牲。这种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
这在广大农村乃至城市都极为普遍，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为了节约资本获取最快回报，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应试中去，从小开启毛坦厂模式。所以，公共教育资源是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钥匙。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相当于给家庭支付这笔教育投资，节省了低收入家庭的原始资本。只有大量投入公共教育，才能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上学，才可能摆脱贫穷陷阱。
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好得多，中产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与知识投入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或少部分孩子上。贫困家庭的策略是多生少育，城市中产则相反，是少生优育。这样的预期收益是更大的，预期风险是更小的。所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中产家庭的边际生育倾向在“育”上。
中产摆脱贫穷陷阱的办法是代际模式。父母这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资本投入到儿女的长周期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更具竞争力。这种代际模式相当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是最有效率的。
如今，人们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因为教育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单纯的学习了，教育拼的是家长和孩子的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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