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农村，融不进的城市”，是很多农村青年在城市里面临的尴尬与悲伤。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农村、农民与农业的问题，农民如何增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农村如何避免衰败？其实，问题本身远远超出了农村范畴。比如，农民打工人如何真正成为城里人，这是城市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企业如何进入农村投资，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城市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是一个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社会。
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较之前有所提高。当时的农田面积、肥料、农药、种子及耕种技术变化不大，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这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
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吃饱穿暖，而是没有现金，一个家庭要拿出几百块钱来都颇为困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市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即便有些粮食、蔬果等劳动剩余，也没有渠道和市场销售。同时，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吸纳。
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剩余？
由于没有启动自由市场，农村劳动力只能扎堆农业。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规模固定与技术稳定的农业领域（如一亩地），人均产值就越低。所以，外出打工，就成了当时农村青年的唯一出路。
通路，启动了自由市场。
当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是“要致富，先修路”。什么意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修路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乡村与城市通路，信息开始互通，供给与需求自发性地形成，进而促成交易与价格，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自由市场启动。
信息，或者叫思想市场，是自由市场启动的第一步。当时，农村观念保守，信息不通提高了心理的交易成本。港台文化通过影视的方式进入乡村，一些长辈不希望青年外出打工“学坏”，或者遭遇资本家的剥削和流氓的欺负。但是，道路修通后，更多真实的信息反馈回来，很多人开始外出打工，出现了第一批“外来妹”。
在南方，早期创富的乡镇和乡亲，都与早期通路直接相关。比如，湖南、广西、福建和江西都紧邻广东，但是湖南人在广东这边创富更早一些。除了湖南人勇于闯荡的精神外，湖南与广东通铁路更早是关键。江西开通珠三角的铁路已是1997年的事情了，高速更是2004年才通车。
通路后，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农产品市场。
乡亲传帮带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创业的主流模式。这与南方的宗族社会有很大关系。通常，最大胆的几个青年提着一袋衣服跑到珠三角进厂打工。一年到头，赚了一点钱回家过年，他们通常会购买一些时尚的衣服。现在看来当时一年打工赚得钱实在太少，但是对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农村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年后，这几个人会带一些乡亲一起去打工，在同一个厂，或介绍类似的工作。
如果这个工厂或这个产业效益好，如深圳的电子、东莞的服装、顺德的家具，会有更多的乡亲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参与进来。这时，原始的乡村信用体系发挥了作用，宗族文化与乡亲信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
率先创富的往往是那些具备“企业家才能”的打工者。通常，工厂订单持续增加，工厂老板一时无法拓展工厂，会支持个别“能干事”的工人去外面兴办一两个外协厂。外协厂，开始时规模都很小，更像家庭小作坊，负责的工人往往会找几个老乡过来一起干。随着原始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这类外协厂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打工人成为了小工厂主。同时，越来越多老乡加入到这些工厂。这些外协工厂有个别在精明的工厂主带领下可能做大。
这种模式，像制造业的“航母群”。原始工厂是一个超级航母，周边围绕着一群外协工厂。这种模式在外贸领域很常见。进入千禧年后，中国的外贸订单持续扩张，制造业的航母群“水涨船高”。航母规模越来越大，这个产业集群就越来越大，创富的工厂主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产业集群都有“乡缘”特色。珠三角的电子、石材、家具、服装等产业，由某些地方的人集中参与甚至控制，他们可能是漳州人、潮汕人、桂林人。
有部分“功成名就”的企业主选择返乡建厂，这也算是荣归故里。当年，一些农民坐上开往城市的绿皮车或大巴士，忐忑不安的内心也怀揣着各种期待。在所有设想的美好场景中，我想荣归故里是他们最为渴望的。
过去一些年，不少内地政府承接沿海工厂，在广州、深圳设招商办，举办招商会、地方商会，邀请外出创业成功的老乡返乡投资。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不小的产业集群。比如江西有一个城市专门为顺德家具提供代工，湖南一个城市为珠三角电子提供代工。这些工厂多数是成功的企业主返乡创建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在距离乡村不远的工业园打工。这是过去南方乡镇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
农民外出进城打工成为产业工人，再转变为工厂创业者，然后返乡投厂，中国农民企业主的成长历程具有明显的乡缘属性。在市场发展初期，法治环境不完善，创业风险极大。乡亲传帮带的好处：一可以稳定工人团队，促进工人技术进步，很多领域都有专门的“地缘”工人，比如赣州师傅、泉州师傅；二可以降低供应链风险，缓解资金压力。
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国乡土信用关系，正在被自由市场与城市社会瓦解，但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制造业及自由市场之中。
在过去四十年，农民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廉价劳动力”。但其实，农民是中国自由市场启动的关键力量。在企业家群体中，有早期的港商、台商，也有后期的欧美投资者，还有九十年代下海的官员，以及千禧年之后的知识创业者，但是最不能忽略的是农民企业主。
在八十年代自由市场启动初期，神州大地只有农民群体具备“企业家才能”，可能转型成为企业主。因为农民是唯一没有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的群体。整体上，南方的市场启动要优于北方，市场发达程度要强于北方。这是南强北弱、经济与人口南移的根本原因。南方的自由市场启动靠谁？
靠农民。南方的计划体系要弱于北方，尤其是广大南方的山区农村。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只实施了短暂的时间，南方农民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他们当年被贫困所迫渴望外出创富。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打开后，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搞货运，卖快餐，卖水果，几乎无所不干，敢想敢干。像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的陈江河和骆玉珠，中国市场上可以找到无数个这样的农民企业主。他们中每个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是中国的商业历史上最令人感慨的故事。当然，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在工厂里打工赚钱。
400年前的欧洲，脱离城邦的农民、流民及“贩夫走卒”启动了近代自由市场。40年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农民启动了中国的自由市场，然后才有下海潮、外资潮。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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