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清末新政以后，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其年富力强而又党羽甚众，皇族亲贵们怎能不忧心忡忡。这不，载沣刚刚上台，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
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如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的话，“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恭亲王溥伟，他也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予其祖父的白虹宝刀，向载沣献计说要亲自手刃了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涛曾不无客观地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载沣，宣统帝溥仪生父，清朝宗室，于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
1906年前后，袁世凯身兼八大臣职位：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手里还控制着近十万人的新军，其势力足以令整个清廷为之心惧。
慈禧太后在世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对袁世凯有所控制，如相继收回北洋四镇的兵权及军事学堂的管理权，1907年又将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令其脱离地方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动摇袁世凯的势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思虑再三后，载沣与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另一位军机重臣张之洞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其表示：“当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冲帝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攸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载涛，清末宗室，晚清重要政治人物
按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其实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张之洞的态度都在有意或无意中保全了袁世凯。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与世续。
在这几位军机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续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属，如唐绍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个紧要位置。如果载沣贸然行事，一意孤行，恐怕会后患无穷。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毕竟是军机重臣，杀他固然不智，不过驱袁还是可以办到的。说来有趣，皇权体制下，载沣一句“足疾”就可以将袁世凯罢职，而位高权重、根深蒂固如袁者其实也不能如何，最后还不是屁滚尿流地留折谢恩，连夜出京，岂敢有一丝一毫地抵抗。
对此，时为京官的曹汝霖不无客观地评价说：“摄政王此举，真是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不察国家利害，只知为先兄皇帝复仇，何其小也。摄政王对我关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罢斥项城，起用亲贵，仍觉有‘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感，不足与言国事也。”
▲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
民国以后，袁世凯声名狼藉。有人便慨叹载沣当年为何不对袁世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不过，笔者却以为，幸好载沣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若是当时杀了袁世凯，没了这个可以缓冲各方矛盾的中间力量，爱新觉罗皇族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国，弄不好还会亡族。
驱逐袁世凯的那道上谕也写得很有意思：“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谕旨下发第三天，袁世凯即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京城。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张之洞不久即告去世，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表面上看，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派与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这些身边的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一言而蔽之，载沣集团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及他们的人马。
载沣集团与庆亲王、袁世凯集团之争，并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庆袁集团的首领与后台正是载沣的皇叔、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
简而言之，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溥仪后来说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经过近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朝廷中优势明显，不过实际效果则要打个大问号。毕竟，载沣不是那种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政治强人，其为人软弱，朝中敷衍拖沓之风比慈禧太后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清朝已是260年的老旧破船，多年固结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有心整顿，恐怕也没有这个本事和精力。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大获全胜，但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而这也为后者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以载沣的性格与能力论，他或许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对当时的载沣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文：金满楼
摘自《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金满楼（著），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