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干预市场，主要指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市场供求，干扰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一般而言，经济干预主要有四类情况：
第一类，国家机构提供的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国防、警察、法院、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及制度法令等。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类经济干预，新制度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家更是极力主张这一类的国家干预。
第二类，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实施宏观干预，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逆周期调节，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提振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复苏。这种干预方式，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宏观干预，但新古典主义者普遍反对。
第三类，政府出于各种目的而实施微观干预，比如价格管制，产能限制，产业补贴，设置准入门槛，进出口配额，出口退税，贴息贷款等等。重商主义者支持微观干预，凯恩斯主义者有反对也有支持，新古典主义者则极力反对。
第四类，政府直接接管经济活动，垄断军工、航天、石油、通信等核心产业，甚至投资各类其他产业。除了计划主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做法。
当前经济学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经济干预，尤其是对第二类的宏观干预争议较大。不过，这种简单分类可能遮蔽了本质问题，这四类经济干预之间其实是存在内在联系的。比如，第一类经济干预中的福利政策，与宏观干预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息息相关，甚至会影响到第三类、第四类经济干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三个子问题来理解：
一是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社会财富，这是否意味着对市场分配机制之否定？经济学家该如何解释福利制度？
二是福利政策是如何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三是这个世界的经济被福利政策以及相匹配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绑架了吗？
要分析这三个问题，日本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人口进入拐点，并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低生育的国家行列。到2016年，日本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33.7%，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27.3%。而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大于4，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低点1.26。未满15岁青少年的占比从1947年的35%，下降到2015年的12%左右。同时，日本的退休工资也不低。2017年的数据显示，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国民年金和厚生金一共超过22万日元，约合1.36万人民币。这个金额与年轻白领夫妇家庭的收入差距并不大。这也意味着日本的社会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国民负担率（税收和社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70年代的24%提升到2018年的43%。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目前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33.7%。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又连续遭遇了三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分别是1990年的泡沫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历经多年徘徊后主动改革求变，央行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下调到零，这标志着日本率先进入零利率时代。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爆发，日本央行开启量化宽松（QE），后来又探索了双宽松（QEE）、甚至实施负利率（NIRP）。日本又领先全球进入了负利率时代。日本采取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拯救经济，同时也是拯救政府财政。日本央行的极端宽松政策，主要就是给日本政府财政提供融资。因为日本央行在货币扩张后直接购买了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日本财政的最大债权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央行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债券的采购。目前，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GDP。2019年日本国家债务总额为1103.35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达238%，为全球最高。不过，日本政府很少借外债，其大部分债务都在国内，央行就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债主。日本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包括债务融资，都投入到社会保障支出中。如果再算上其它福利支出，比如公共住房，政府福利支出的规模更大。
从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沉重的养老开支及福利负担，影响了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经济学家通常支持福利政策取代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比如，当失业发生时，经济学家不支持政府投资基建创造就业，而建议政府加大对失业人员的援助。但是，庞大的福利开支直接导致日本财政及货币扩张失控。更严重的问题是，福利政策扭曲了经济制度，尤其是银行货币体系。
2010年日本央行开始直接采购商业银行股票及股票ETF，改变了货币流通方向。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购买商业银行股票和股票ETF呢？主要原因是日本养老金大量投入到股票市场中，央行购买股票其实是在拯救养老金。另外，日本储蓄率很高，日本商业银行购买了大量股票资产，央行购买股票相当于拯救商业银行，同时也拯救日本居民的储蓄。日本央行从“最后贷款人”沦为了“最后的买家”。2018年3月，日本央行不但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债权人，还是约40%日本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所以，日本的福利政策，直接影响了第二类宏观经济干预走向，最后导致了第四类的经济干预。这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问题。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奥布莱恩指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此后四年，全球经济似乎如奥布莱恩所预测的那样转向“日本化”。
所以，关键问题还在福利主义上。经济学家支持福利政策替代宏观干预本身没有错，但是还是得要搞清楚，福利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讲过，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支持或反对福利政策，而是福利政策应该遵循提高经济效率这一基本目的。追求机会公平的福利政策与经济效率、自由市场是高度统一的。所有的福利政策及公共用品都应该致力于劳动效率的提高。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强调：“我们唯一的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如果以效率为目的，福利政策不至于像今天般失控，也不会引发以福利之名、政治正确之名的宏观干预。这是当今世界干预主义的问题之源。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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