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心理记忆上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
一百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满清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
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在斗志昂扬之外，却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改善。
01
战前对比：中国压倒日本
每每谈到近代中国的对外战争，一般都会将原因归结为双方军事技术的差异，但是甲午战争却是一场例外。
在甲午开战之时，双方在军事技术上的差异其实并不大，甚至清军一方还要稍有胜之。
比如在对战局走向影响至关重要的海军方面，北洋水师共有舰船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舰6艘、鱼雷舰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总吨位41000余吨，官兵共计4000余人。
当然有人会说清军自1887年之后就已经停止购入新军舰，相较而言，日本海军不仅拥有军舰31艘、鱼雷舰37艘，总排水量为五万九千余吨，其中最新锐的吉野号等三艘快速巡洋舰还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炮。不是要强于北洋海军吗？
其实不然，首先北洋水师有定远、镇远这两条大火力重装甲的铁甲舰，这是联合舰队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无法正面对抗的存在。
而且日军虽然在海军上投入大，吨位高，但是由于是初学，其实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当做定远、镇远克星搞出来的三景舰，就是完完全全的废船，只配拿来当靶子。
所以说在海军军备方面，北洋水师就算不说碾压联合舰队，起码也是旗鼓相当。
在陆军军备方面，双方的武器差别更是小，清军不仅有大量从西方购入的新式枪械，甚至还有日军没有的克虏伯要塞炮。
归根到底，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已经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
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搞振兴实业、富国强兵，试图奋起直追。
但是清朝一方终究还是有先发优势。
特别是清廷通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在西方建立的人脉优势，是日本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证据之一就是清廷在送人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的时候，所受的礼遇都要远远超过日本留学生。
但即便如此，清朝终究还是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就是钱。
02
金钱与战争
熟知这段历史的朋友想必都知道，自从北洋舰队在中法战争前后，再未受到足额的经费，还有传言，海军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用来修颐和园了。
但是中法战争前后，要远远早于慈禧准备修颐和园的时间，不仅北洋舰队，朝廷的其他层面也存在着经费不足的情况。
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造成重创的“吉野”、“浪速”号原本是清廷为北洋舰队采购的。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购了。
但是，与缺钱大相径庭的是满清的财政收入一直在增长！
早在184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9亿两白银，而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时，国库年收入达到了4.2亿，乃是康乾盛世时期的10倍多!
甚至到了清朝国势衰退的1908年，其岁入依然达到2.3亿，1909年则达到了2.63亿。也就说清朝的收入其实不低。
造成这种局面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传统国家，清廷的主要财政来源依然是税收。
除了传统的田赋之外，又加上了后来的关税和厘金，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既然是征税，就意味着需要巨大的行政成本来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征税体制，所征收到的赋税越多，则需要投入的行政成本也就越多。
这么一来二去，看上去收入爆棚，实际上真正能够进口袋的其实并不多。所以说，不是老佛爷要修园子烧钱，是确实能烧的钱不多。
03
日本的金融炼金术
相较于靠征税吃饭的大清朝，隔壁的明治藩阀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
这帮藩阀们虽然也通过征收各种税来扩大国家财源，但是他们可没有局限于完全靠税收吃饭，而是以税收作为抵押大规模的放债。
日本明治维新（1867）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中尝试发行公债，近2亿日元，1873年发行的公债总额约为2300万日元，1878年和1883年共发行3250万日元的公债。
这些面向国民发行的公债的利息和本金，又大多是以从国民手头征收的税金来偿还的。
在后来，这些行为都给战争融资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当时,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八千万日元左右。
据日本学者著述,日清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一亿一千六百万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九千万，国库存款二千五百万。
其实这并非日本人第一次玩这种骚操作。
早在江户时代，奇葩的幕藩制度，就搞得各藩不得不靠从商人那里举债过日子。
当然商人也不是冤大头，钱是可以借你，但你也得提供各种的经济特权作为担保，要不然你要是欠债不还咋办？
商人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道理的，当时很多藩的信誉确实极其堪忧。
比如长州藩的杠杆就到一比四十，江户第一老赖萨摩藩就更夸张了，其杠杆竟然达到惊人的一比四百。
所以对于商人们来说，借钱给各藩其实是风险非常高的操作。
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各藩会赖账，但更多还是借新债来还旧债，而且也确实会提供各种经济特许权给商人们作为担保。
并且，绝对不会跑去直接把商人的家抄了来杀鸡取卵。
也就是说，这种借贷关系，虽然其中充满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在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之内运作。
而这种金融游戏的结果，便是快速接受西方的金融制度，催生出了当时全世界仅次于欧美世界的金融市场。
要知道，明治政府的主要成员是可都是江户两大老赖萨摩和长州出身的，这伙人上台玩金融游戏，那自然是轻车熟路。
反观大清首次发行债券是在1894年，仗早打起来了，况且数额有限，所以根本没起到什么用。
所以不是大清李中堂不给力，实在是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来大规模举债。
甲午战争的融资，又因为大清的赔款，没有发生兑付危险。
不得不说，江户老赖是胆子真大、脸皮真厚，要不是打赢了甲午战争，明治政府的信用早就垮台了。
无怪乎，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动员中，一直说是“赌上国运的一战。”
04
如何看待金融
不同的经济政策，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大清既然税收已经见底，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又必须向各国列强借款，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日本靠着战争赔款，迅速与民众集体分割胜利成果，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之前的融资自然靠着大清国的赔款而偿清，由此保住了政府的信誉，并为下一波日俄战争大借款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由于日本尝到了一把梭哈的甜头，所以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甲午战争赌上国运，到东乡平八郎“帝国命运在此一战”，再到山本五十六·······。
债券这个小小的金融工具，可以说撼动了整个历史的变迁。
复盘来看，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也会败在庚子。
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了日本海军，我们是否就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甚至世界历史也会改写了么?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可以也应该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