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初夏，在日本军国主义紧锣密鼓的战争叫嚣中，日本军部发展并制订了占领东北、攻占沈阳的作战计划和实施细节。
1931年６月中下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经过许多次聚商，确定了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炸毁铁路，制造事端，以此为借口，占领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控制东北之中枢，进而占领全东北的方案。行动日期定为９月底。６月底，板垣和石原对关东军部分人员明确地说：“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做好准备协助这一方案。同时，还调换了驻于柳条湖附近的他们认为可能会执行不力的日军，改由士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来执行爆炸密令，组织了以川岛正大尉为队长的柳条湖分遣队。
行动方案拟就后，花谷正向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和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作了汇报，得到“尽可能贯彻”的肯定性答复。９月１日上午，本庄繁听取了石原关于作战方案的汇报。晚上，还与之详谈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９月１日下午，本庄繁向全体关东军训示说：“本职深深有所期待。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板垣和石原都深信，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能够实施他们精心拟就的作战方案。
９月初，本庄繁指挥关东军频繁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针对沈阳城垣城门甚至紧紧贴绕着北大营围墙进行。
▲空中拍摄的中国军队北大营营房
战争迫在眉睫，虽然这完全符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国策———大陆政策的要求，但日本天皇和某些政府要员担心操之过急反致不利，于是要求参谋本部和军部派遣建川美次来华了解详情，并要求关东军缜密准备，勿冒太大风险。９月１５日，建川启程前故意向与板垣有密切联系的法西斯骨干分子桥本欣五郎泄露此行意图，桥本立即使用密码连续三次发电报给板垣，要其策动关东军在建川到达之前采取行动，坚决行动。板垣等人接到电报后，决定将原定于９月底的行动日期提前至９月１８日。
９月１７日拂晓，关东军按计划派出柳条湖分遣队，进至柳条湖地区进行警戒，阻断交通。下午，关东军进入预定阵地，在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湖铁路沿线，布置了重炮兵，将指挥所设在“南满站”（沈阳火车站）。现场指挥为关东军大尉今田新太郎。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１０时２０分，关东军按既定作战方案，在南满铁路的柳条湖路段点燃了埋置的炸药，炸毁了一段路轨。此阴谋的策划与参预者花谷正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此供述道：“１８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中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以爆炸声为信号，日军猛烈炮轰北大营，今田和川岛率领柳条湖分遣队向北大营进攻。板垣立即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关东军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第２、第５大队从正面与北面进攻北大营，以与柳条湖分遣队的进攻形成夹击合围之势。
当晚１１时４６分，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给陆军本部和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北大营以西柳条湖路段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
１９日零时２８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谎称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沈阳北郊北大营地带日中两军正在激战，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与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接到花谷正电报后，本庄繁立即与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等人紧急洽商，一致认为这是动武的绝好机会，遂后确定了对策。本庄繁命令，按预先制订的计划行动。迅速将关东军主力集中，进攻沈阳，先发制人；继而沿南满铁路展开攻势，最后占领全东北。
１９日凌晨１时３０分至２时之间，本庄繁连续向关东军下达作战命令：驻辽阳第２师团，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１、第５大队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进占沈阳；驻长春第３旅团准备进攻长春。
▲日军19日占领沈阳。图为日军装甲车开进沈阳。
为便于指挥，１９日凌晨３时４０分，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同时，本庄繁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要其越境参战。随后，本庄繁将其决定和战况正式报告了陆军本部。
１８日夜１１时３０分，日本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在重炮掩护下，突入北大营西北角，日军于１９日凌晨５时３０分完全攻占北大营。
１９日凌晨１时，日军分三路开始围攻沈阳，北大营陷落后１小时，日军攻入沈阳。
此时，日军第２师团主力和驻鞍山独立守备大队赶到，占领了沈阳郊区，并协助进攻沈阳日军侵占了沈阳城。沈阳遂在一夜之间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１９日凌晨，按本庄繁的命令，关东军攻势沿南满铁路展开，首陷鞍山与抚顺。随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３、第４大队于５时３０分攻陷安东（今丹东）。然后第３大队转攻营口，第４大队转攻凤凰城。两大队很快偷袭得手，侵占两城。
１９日零时１５分，驻长春关东军第３旅团炮击南岭中国炮兵团，３时５５分，开始总攻长春。１９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独立守备队第１大队驰援第３旅团。下午５时３０分，日军攻占南岭。晚１０时前后，日军攻陷长春。９月１９日，驻朝鲜日军第６飞行联队派出两个飞行中队增援关东军。
９月２０日凌晨，本庄繁与建川美次在沈阳研讨进一步作战计划，建川提议应迅速进攻吉林（当时的吉林省会）、洮南等地。同日，板垣等人指使驻吉林日军特务用炸药炸毁了若干日本侨民房屋，制造了吉林事件。然后诬称乃中国军队所为，要求本庄繁出兵吉林。
２１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继续研究出兵吉林问题，本庄繁担心日本国内及驻朝鲜援兵未到，再进攻吉林战线过长，万一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关东军将处于南北两线作战之困境，兵力严重不足，因而提出慎思。但在板垣、石原和参谋长三宅等人的强烈坚持下，凌晨３时，本庄繁决定孤注一掷，以吉林事件为借口，出兵吉林。上午９时５０分，日军第２师团进犯吉林。由于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叛变投降日军，驻吉林中国军队退出吉林，当晚日军占领吉林。
９月２１日下午１时，驻朝鲜日军第３９混成旅团奉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之命，并在陆军本部的暗示与“期待”下，渡过鸭绿江，越境参战，分向辽宁、吉林两省进犯。２２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降日，日军占领洮南。仅仅４天时间，日军攻占了辽、吉两省２０余座城市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掠地千里，辽、吉两省基本沦入敌军之手。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左）
９月１９日上午７时，日本陆军本部召开首脑会议。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时在驻东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陆军省次相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参加了会议。永田铁山军事课长也特邀出席。
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５时，重点研究了增援关东军的问题。会上，小矶军务局长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于他的这一说法，谁也没有表示异议。最后，全体一致达成了增援关东军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决定增援兵力之后，参谋本部作战课马上根据既定的对华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准备紧急动员一部分驻朝鲜日军和把驻于姬路的第１０师团火速派往满洲。与此同时，陆军省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建议。
１９日上午１０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
会议正式召开前，内阁首相若摫问陆相南次郎：“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采取的，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
南次郎回答：“当然是这样。”
若槻和南次郎以“关东军自卫”为基调，确定了会议的方针。会议考虑了如何支持关东军的问题，甚至对战争扩大后的对策也进行了商讨。
若摫在会上询问海相安保清种：“在中国其他地方日本居留民感到危险的情况下，必须要海军保护，这方面的准备没问题吧？”
安保清种明确回答：“１５００人的海军陆战队正在待命”。
后因外相币原从外交角度出发持有不同意见，考虑到政府暂不出面，由关东军自由行动更主动有利，会议遂决定采取所谓“不扩大”方针。但这个方针只是对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所作的一种外交姿态，实际行动都是积极支持扩大。
▲日本在展示柳条湖事件的所谓证据，意在混淆视听，将责任推给中国
会后，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在传达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帝国军队的威望”。这实际上是支持怂恿关东军扩大作战行动。
桥本欣五郎在给板垣的密电中则明示：“参谋本部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
得到这样的支持和暗示，１９日下午７时，本庄繁等以关东军全体的名义向陆军本部发电请求：
“我们确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今日我军如果退缩，以后将绝对不可能再解决满蒙问题。”
“期望能以最大之决心，促成帝国百年大计和整个陆军之猛进。”
２０日上午１０时，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即参谋本部长）、陆相、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海军也对关东军采取了积极支持姿态。
２０日上午８时，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一致决定，当事态进一步扩大时，海军将出动舰只至山海关一带，配合陆军阻止驻河北、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出兵增援。日本内阁也很快地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
９月２１日，日军驻朝鲜的第３９混成旅团越境参战，直犯辽、吉两地。
９月２２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鉴于驻朝鲜军既已出动的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既已承认事实，内阁决定支付其经费。”
会后，若槻首相决定携带内阁的上述决定进宫谒见天皇。参谋次长二宫通过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转告之：“希望不仅将承认出兵事实，而且把同意支付出兵经费的事一并上奏。”若概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照此上奏。
同日下午，金谷总长和南次郎陆相把关于向满洲增派部队的问题及其编制和具体安排事宜上奏天皇，旋即得到批准。二人即刻将天皇的旨意用电报向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作了传达。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终于实现“举国上下的一致”，做好了扩大侵略的准备。
自战争策划伊始，日本就逐步构建、形成了一种滋衅肇事之模式：由中低层军国主义及法西斯军官在第一线滋扰生事，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和支持之的皇族成员暂时隐身幕后，若事成，顺利，就迅速跟进、支持，推进、扩大事态，实现其阴谋及目的；若事不成、不顺或阴谋败露，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及相关皇族成员就推诿卸责，欺世撒谎。恰如希特勒的名言，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有人竟会撒这样的谎。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制造藉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图为烧毁中的北大营。
皇姑屯事件前，田中义一就多次授意甚至半公开地扬言：鉴于张作霖的不合作态度，应该将其消灭（干掉）。河本大作秉承其意，在军方高层支持下，策划并制造了该事件。但因张学良的机智、从容、果敢应对，事件不仅未能达到日本的目的，且因真相的败露，日本的阴谋昭然若揭，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此，田中遭天皇面斥，但天皇面斥之内容，多为责备其丢了日本的颜面。恰恰相反，并未斥责其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图谋。田中为此愧恨辞职，未几，抑郁而终。此事亦证明，自天皇到河本，对皇姑屯事件的理念、价值观和日本扩大侵华的意图，是高度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依然循此模式，故伎重演。但设计、实施的更加周密、阴险。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易帜，日本直接控制并侵占东北的阴谋失败，河本大作退出现役。临退前，他提议由板垣征四郎接任其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其意即是希图板垣继承他与田中义一的未遂之志，在中国东北“大干一番”。关东军及军部、参谋本部迅即采纳了河本之建议，任命板垣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果然不负其望，与石原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策划及实施者与关东军、日本政府及军部、参谋本部、乃至天皇和相关皇族成员均是紧致协调，密切配合，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
▲日军占领我东北兵工厂
板垣和石原在事变前就曾信心满满地表示：将凭借其（即柳条湖爆炸事件）后出现的有利局面，推动关东军行动，并促使军部、参谋本部及内阁的态度明朗化，得到充分的确认和推进。同时二人又留有余地地表示：如果事情搞砸了，就准备效法河本大作，以个人接受处罚来为关东军开脱。
后在东京审判中，板垣交代：九一八当晚正是自己在柳条湖爆炸事件后，下达了由岛本中佐指挥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增援石虎台中队攻击北大营、并由平田大佐指挥步兵第２９联队攻击奉天城的命令。但他强调，他的命令“完全合乎于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而被批准”。所以，“自己仅仅是同意了部队指挥官（即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嚣狂一时的板垣，在正义的大审判面前，终于露出了竭力推卸罪责的孬种本相。但这正好证明了板垣是在关东军最高层的默许、赞许、同意和支持下行动的。关东军最高层敢于如此，当然得到了参谋本部、内阁及军部，乃至天皇和皇族相关人员的默许、赞同。否则，也不可能有后来的那么紧锣密鼓、协调一致的默契、跟进、配合与支持。
花谷正在其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直接挑明了地说，板垣在九一八当晚，是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对岛本、平田下达的命令。而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仅没有任何异议，而且予以确认。九一八当晚１１时许，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参谋便急匆匆赶到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官邸，在三宅光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仅仅３小时后，１９日凌晨２时，本庄繁就下令出动关东军主力增援奉天方面。１９日上午１１时许，本庄繁已率关东军司令部和步兵第３０联队从旅顺前移至沈阳。足见，关东军最高层为板垣、石原行动的直接支持者、鼓励者。而若无参谋本部、军部乃至更高层的许可甚至指使，关东军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动的。说穿了，这一事变本来就是通过无耻行径为日本谋图权益的事。既然是为日本谋图权益，日本的领导层怎么可能不知晓，不支持，甚或还不同意？
之所以必须指明乃至强调事变的真正主导者、主使者、指挥者是日本的统治层，板垣、石原等人仅是其马前走卒———如此认定，决无减轻板垣、石原等人罪恶之意，乃是为了明确当时的日本领导者、统治者才是一手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真凶、元凶。
试想，以板垣的身份，指挥关东军尚无可能，又怎么可能致整个日本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打个精确的比方：在九一八事变中，板垣、石原等固然是首犯，但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才是主犯。因为板垣、石原等相对独立的阴谋策划，迄今仍有人竭力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领导层开脱罪责，甚至为关东军开脱罪责，强调九一八事变的密谋性、独立性，将罪责局限于板垣、石原等人。似乎区区微不足道的板垣、石原二凶，就真正具有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能耐。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与逻辑亦不合。若果真如此，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军队指挥、领导体制就成了匪夷所思的体制———中下层军官就可以调动并指挥军队乃至整个国家。这岂非天大的笑话！
▲九一八事变，日本制造的惨案
若当时的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及其相关皇族成员真不愿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之恶行，完全可以并有能力、权力断然加以制止。但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却是：他们愿意！岂止愿意，完全乐意！之所以采用前述所概括的此种模式滋衅肇事，那是因为日本领导层、统治层深知———甚至包括滋衅肇事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亦知———这完全是侵略，是彻底的恶行！不仅违反一切国际法、国际准则，而且背弃中日间近代以来的所有条约、协议，尽管这些条约、协议本身就已经是不平等的。
日本如此恶行，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挑战人类社会的准则底线。对此，当时的日本天皇及相关皇族成员、内阁及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领导层均心知肚明。由此，亦可见他们才是决策者、指挥者，负有挑起战端并扩大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责，乃至刑事罪责。这一点，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界、反法西斯国家亦完全明了。
若不是日本裕仁天皇后来终于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出于稳定战后日本社会和扶植日本抗衡苏联的冷战考虑，美国在美军进占日本全境后，本来就已准备彻底废除日本的天皇体制。后虽未废除，但在美国的强制推动下，日本被动地进行了战后改革，基本清除了其武士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因素，致使日本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日本许多人迄今羞于承认这一点。
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文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