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但它却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消失。这次新冠疫情是否也会面对相同的情况呢？
撰文 | 斯科特·赫什伯格（Scott Hershberger）
翻译 | 赵建元
1924年，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了两卷描写了截止到当年的20世纪历史的书籍，8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政治家、士兵和科学家）的作者共同撰写了这部名为《多事之秋：众多塑造者讲述的进行中的20世纪》的作品。但在这本多达1300多页的书中，只字未提仅在5年前曾导致全球5000万至1亿人死亡的1918-1919年大流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历史教科书中即使提到这次大流行病，也只是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简单提及。
直到如今，这场大流感在公众的记忆中仍旧十分模糊，它在我们社会历史叙述中占有的比重远小于它应有的分量。
这场灾难几乎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对于这一点，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历史学家盖伊·拜纳（Guy Beiner）感到很困惑。他说：“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如果某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例如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各个国家的命运或者很多人因此而丧生，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是要被记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拜纳从20年前就开始收集有关1918年大流感的书籍。他说：“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三堆书籍在等着我。”早先，这件事情在历史学家中只是一个小众话题，但现在他们将1918年大流感的致死率、对经济的影响、口罩的功效和社交隔离等，都拿来与当前的新冠疫情进行比较。仅仅在2020年3月，维基百科上“1918年大流感”的英文页面就有高达820万次的点击量，远超2018年大流感百年纪念期间创下的14.4万次的月点击量纪录。
人类社会对1918年大流感的遗忘和再发现，为研究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猜想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当今的大流行病提供了线索。
人类的集体记忆
20世纪早期，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巴克斯（Maurice Halbwachs）率先对集体记忆进行了研究，而最近，集体记忆在社会科学中成为了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亨利·L·勒迪格三世（Henry L. Roediger III）将集体记忆定义为“我们对自己作为群体一部分的记忆，形成了我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他解释说，国家、政党、宗教团体和体育爱好者都会将过去发生的事件组织成一个叙述性的故事，以增强成员对共同身份的认同。
研究人员经常使用开放回忆的方法（open-recall method）来研究人们对著名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例如，勒迪格和同在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沃奇（James Wertsch）等人询问了美国人和俄罗斯人认为的二战期间最重要的10个事件。美国人最常提到的是珍珠港袭击、日本原子弹爆炸和犹太人大屠杀。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关注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和列宁格勒围城。两份名单中唯一相同的事件是诺曼底登陆日（D-Day），在俄罗斯被称为“第二战线的开端”。研究人员指出，不同国家的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事件，也恰好反映了这个国家记录历史的叙事框架或模式。
一项类似的研究或能表明人们对1918年大流感有哪些具体的认识。沃奇说：“据我所知，没有人做过类似的调查。但即使你做了，也可能毫无收获。”当将1918年大流感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时，很少有人能引用前者中的重要细节。沃奇指出，集体记忆的形成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有一个明确的开头、中间节点和结尾。他说：“如果有一种认知方式是最普遍、最自然的，那它就是叙事。”
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而言，这场全球性的战争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叙事线，里面充满了战争英雄和敌人，胜利和失败。但在1918年大流感中，人类面对的敌人是隐形的，因此没有什么叙述意义。它没有明确的起源，多轮疫情暴发杀死了很多健康的人，而当人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它，它就溜走了。当时的科学家甚至不知道流感是由病毒而不是细菌引起的。“医生们感到很惭愧，因为这是现代医学的巨大失败。”拜纳说。由于没有一种叙述框架能用于描述当时的疫情，因此在疫情结束后不久，它就从公众的讨论中消失了。
与1918年的大流行病不同，在新冠疫情中，并没有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与它竞争在人们记忆中的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病毒的科学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关于流行病，某些方面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即使我们的社交隔离实验在规模和严格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思考的方式依旧像100多年前一样，”《苍白骑士：1918年大流感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劳拉·斯平尼（Laura Spinney）说，“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前，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方式主要是社交隔离，这也是1918年大流感期间，人们采取的主要方式。而目前关于佩戴口罩的争议也曾有过先例：近2000人参加了1919年旧金山反口罩联盟举行的一次会议。
沃奇说，即使是各个国家的制药企业在开发和分发疫苗中的竞赛，也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好故事。“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个像19世纪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一样的英雄科学家，”沃奇表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科学家的记忆只是对他本人的记忆，而非任何一种特定的流行病。”然而，不管有没有好的故事，人类社会对新冠疫情的记录都将会比100年前的大流感要完善得多。而媒体详尽的报道能强化社会的集体记忆吗？
媒体的影响
在1918年大流感肆虐的时期，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确实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华盛顿大学传播学的讲师梅格·斯普拉特（Meg Spratt）说，美国出版社对这次大流行病的报道采用了“生物军事化”的语言。许多文章将其描述为人类（主要是政府官员）与疾病之间的战斗。斯普拉特说：“当时发表的新闻文章很少有关于受害者和幸存者经历的报道。”斯普拉特还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掩盖了这种疾病的证据。她在2001年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中写道：“当大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918年秋天超过战争的死亡人数时，《纽约时报》只是把这条消息作为一个小故事在内页中报道。”
斯普拉特认为，1918年大流感和新冠疫情在新闻报道上存在相似之处。她说：“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一些试图保护人们的政策或建议，依旧是报道的重点。”但如今，媒体的影响似乎被放大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目前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媒体技术。斯普拉特说，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普通民众能公开记录和发布他们在大流行期间的生活，因此在这次疫情中，“关于人们实际经历的资料将会更加丰富。”如今的媒体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获得基层工人的第一手消息，从而更能了解新冠疫情对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差异，这也能为当前的大流行病并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描述。
媒体在疫情期间发布的照片，也可以帮助公众建立对疫情的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视觉记忆要远强于我们对词汇以及一些抽象概念的记忆。勒迪格说，这就是为什么大量分散的图像能成为集体记忆的主干。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标志性图像：美军在硫磺岛（Iwo Jima）上升起国旗；9·11事件中双子塔倒塌……但斯宾尼也指出：“媒体的摄像机往往会停在病房或医院门口，而并不倾向于进入内部环境。”很少有照片显示1918年流感感染者的严重症状，例如脸变为蓝色、耳朵不停地出血。如今在一些关于医院超负荷运转、个人防护设备短缺和疗养院高死亡率的新闻报道中，同样缺乏一些引人注目的疫情照片来增强集体记忆。
遗忘和再记忆
今年并不是人们第一次重新审视1918年大流感。20世纪还发生过两次大流行病，分别是在1957年和1968年。拜纳说，在这两次疫情下，一时间关于大流行病的记忆再次出现，人们开始寻找先例以及治疗方法。同样在2005年的禽流感恐慌和2009年的猪流感大流行期间，全球范围内“1918年大流感”的谷歌搜索量在激增。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机构一直在补充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故事，为这次流感在公众记忆中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拜纳认为，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将改变社会对1918年大流感的记忆。他表示在他收集的相关书籍中，“没有一本是人尽皆知的。我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发生改变。”拜纳预测，这次新冠疫情或会启发人们创造一部以1918年大流感为主题的畅销小说或电影。这种文化标记可以锚定公众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话题，以及强化当前的社会回忆浪潮。至于新冠疫情, 拜纳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也会出现类似的“记忆激增然后减退”的现象。
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更强大的集体记忆，也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必要的叙述模式，在疫情结束后帮助维持新冠疫情在公众中的记忆。如果建立了相关的纪念碑、博物馆或纪念馆，也将能提供一个叙事形式，促进公众继续讨论目前的这场危机。事实上，纽约历史学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已经在收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物品，以供未来展出。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何塞·索布拉尔（José Sobral）说：“我认为这次疫情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现今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并没有以公共形式，来帮助我们回忆1918年大流感。”
沃奇对此并不确定。他说：“在短短几年内，我们可能就会遗忘这次疫情。”他怀疑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如何结束，以及是否会有其他大流行病随之而来——这将决定新冠疫情如何出现在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沃奇说：“只有知道了终点，我们才能了解起点和中间过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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