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２号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一向主张对日议和，被人视为“亲日派”的代表。
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通过妥协来与日本停战的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侍从室第２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宣扬“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消极悲观论调。
汪精卫集团对陶德曼调停充满幻想，调停失败后，他们惟恐与日本联系的管道被切断，急于要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由高宗武利用职务之便秘密与日方有关人员接触。１９３８年７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授意下，从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出发，秘密访问了东京。
高在日本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得到了日本希望在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要人中寻找议和对象的信息。板垣征四郎还让高宗武带信，表示日本愿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为“和平运动中心”。高宗武回国后向有关上级汇报，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但汪精卫、周佛海等却因此摸清了日本的底，决心继续联系，争取谋和。
▲汪精卫与日本人私交甚好
同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尽早结束战争作为战略方针提出来。７月１２日“五相会议”上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提出了以“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为谋略要点，在华“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决心以政治诱降推动军事侵略的步伐。
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摸底，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理念更加坚定，他甚至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说什么“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除继续威胁如国民政府坚持容共抗日政策，“则日本不到将其溃灭断不收兵”外，也有“倘国民政府能放弃向来的指导政策，更换人事，实求新生，来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的内容。
▲日本内阁合影，前排右二为首相近卫文麿
日本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既定方针，汪精卫集团视此为与日本谈判“和平”的好时机，当月初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赴上海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进行投靠日本前的预备会谈。会谈在日方安排的重光堂进行，主要讨论双方所能开出和接受的条件。高宗武等提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主要内容是：
汪精卫借机逃出重庆；
日本发表声明提出“和平”的先决条件；
汪发表断绝与蒋介石关系，呼应日本的声明；
云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军队响应汪的号召“起义”；
汪精卫等在中国南部日本尚未占领地区建立新政府。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１１月２０日以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陆军部军务课课长）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３个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密约”，并制订了汪精卫等逃出重庆、脱离抗战阵营的具体步骤，约定一俟汪精卫等叛逃成功，便由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对华声明，汪精卫通电响应。
▲汪精卫与部下
重光堂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到重庆向汪精卫报告结果。经密商，汪精卫一伙终于决心卖身求荣，他们拟定了分别离开重庆逃往越南河内或香港的计划。１２月１日，梅思平到香港向日方报告，汪精卫已承认重光堂的协议，决定逃出重庆，投靠日本。在一番紧张的策划后，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从昆明乘龙云代租的飞机逃到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
日方获悉汪精卫到达河内，便按约定于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表示日本虽准备“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也希望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并提出了“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合作的条件（即“近卫三原则”）。“第三次近卫声明”所提的３项条件，均在“友善”的词藻下包藏着险恶的祸心，而所以在用词方面比以前稍有和缓，目的在于迅速引诱汪精卫一伙下水。
而汪精卫也在叛国的路上越走越远，１２月２９日竟以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通电的形式响应“近卫声明”，并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通电（因２９日的电报代码为“艳”，故该通电又称“艳电”）。
汪精卫在“艳电”中完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不顾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实，竟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还将帮助中国“能完全其独立”。
▲汪精卫戎装
他要求国民政府能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蓝本，与日本交换“诚意”，则“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艳电”公开为侵略者唱赞歌，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涂脂抹粉。它的发表说明汪精卫等已彻底与日本合流，走向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对立面。
汪精卫等人以为，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内不乏希望与日本妥协讲和者，凭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影响及地位，一旦他起而号召，定会有人紧随其后。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叛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的龙云在１９日送走汪精卫等后，立即向重庆作了报告。
而在“艳电”发表后，汪精卫集团受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一些原与汪关系较好的军政人员，如广东张发奎、余汉谋，云南龙云等也纷纷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卖国求荣，要求对他“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而振士气”，并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国民党在舆论的压力下，于１９３９年元旦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中称“汪兆铭承本党负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会上不少人主张通缉汪精卫，蒋介石为留有余地，暂缓执行。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曾派一些党政要人赴河内，试图劝说其回心转意，然汪叛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便由军统特务在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夜袭击汪在河内的住所，企图刺杀他。不料当晚汪精卫恰巧与曾仲鸣调换住房，侥幸得免一死，曾仲鸣成了替死鬼。
汪精卫集团因此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他们惟恐躲在河内难免杀身之祸，同时原来期望国民党内军政人员会响应，结果得到的是全国人民的同声声讨，极端孤立。只得求助于日军的庇护，以早日离开河内，结束终日杯弓蛇影的逃亡生活。
▌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文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