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春运人数由近1亿人次增至35亿人次，相当于将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短期内暴增的返乡客流，使全国交通进入高峰状态。打算坐火车回家的人们纷纷吐槽“一票难求”。其实，春运回家难并非现代特有，古人回家过年也绝非易事。
行路难
出门在外，离不开路。清乾隆年间，57岁的才子纪晓岚回老家河北河间过年。他经良乡、涿州、新城、白沟、雄县、任丘，最后抵达目的地，路程全长210公里。虽然路程不长，奈何回乡路成了“要命路”，年龄偏大的纪晓岚回家后大病一场，求他的心理阴影面积。
行路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路况恶劣。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人们想尽各种方法。西周时期，官方大力修建驿道。据《周礼》记载，驿道沿途每10里设提供饮食的“庐”，每30里设能住宿的“委”，每50里设“市”，类似于如今的豪华酒店。
此外，西周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周道”，路宽九轨，约合16.3米。墨子感叹周道的平直宽阔，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觉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可以说周道是现在国道的雏形。
无独有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借鉴了周道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四通八达的“驰道”。《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折算成现在的标准，秦驰道宽达69米，路边种植松树，起到绿化美观、降噪防尘的目的。除此以外，秦朝还修建了直道和轨路，前者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后者在路面上铺有硬木做的“轨路”，供马车快速行驰。
尽管早在两汉之前人们就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道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替，这些先进的道路设施年久失修，这无疑提升了春运的难度。加入春运客流的旅人，就是与精力和体力的赛跑，否则可能落得和纪晓岚同样的下场。
交通工具难
明隆庆年间，在北京任官的海瑞回家过年，途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到达广东湛江后，再坐船回海南琼山（今海口市），全程约8000公里。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单程票。海瑞的“人在囧途”，是古代缺乏交通工具的一个缩影。
在古代，交通无非是陆路和水路两种。走水路，性价比高，方便快捷，是出门远行的最佳选择。可是，春节正值隆冬，而且历代的帝都大多选择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因此，海瑞返乡时，唯有兼顾水陆交通，才能在春节前赶回家。
陆路出行也分步行、骑马和雇畜力车等三种方式。开元年间，李白在长安玩了一年，打算回老家四川江油过年。他从长安出发，过大散关，走陈仓道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再顺着金牛道到达江油，全程900公里，除关中平原300公里的平地外，其余均是山地。李白开始选择骑马，后来受地形局限，他只得步行。最终他发出了“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年一叹。能坐着高铁回家的小伙伴们，比万里返乡的海瑞和徒步自虐的李白，已经幸福感满满了。
经济难
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实质上是种对运力要求较高的商业行为。唐朝时，《唐六典》对商业运输进行了明确规定。车载1000 斤货物，走100里，运费是900文，牲畜每驮1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但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人力运货、二人顶一驮收费。黄河和长江以及从幽州（今北京一带）至平州（今河北卢龙）上水16文，下水6文，其余的河上水15文，下水5文。如果是春运，运价略有上浮，运价总体平稳。
《唐六典》不过是个案，现在来算算名人返乡过年的具体花销吧。海瑞单程旅费花了24两银子，相当于自己一半年薪，价值3万元人民币。海青天表示收入太少，过年太贵，回家太难。若想年年回老家，海瑞除了升职加薪之外，别无他法。
相较海瑞的拮据，北宋文豪欧阳修认为毫无压力。身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处在公务员黄金时期，收入比海瑞高得多。他带着家眷和仆人从开封到江西永丰过年，用马车走了700公里，再转水路航行300公里，全程用了60两银子。这些路费约值人民币4万元，对于年收入60万元的欧阳修来说，这都不是事。
李白整个旅程花了12贯，约合人民币3万元，这意味着自己1/3的收入全花路上了。纪晓岚坐着马车，一路颠簸，用了6两银子，这仅占他年薪的1/10。一些手头不宽裕的名人回家过年，有经济破产之虞。春节有风险，返乡需谨慎。
旅途费时难
与如今相比，名人参与春运相当于“龟速”返乡。文中列举的名人中，纪晓岚路程最短，仅用6天，日行35公里。李白返路要走600公里蜀道，用时30天，每天走30公里。欧阳修走的是陆路和水路，用30天走完了1000公里路程，每日至少走33公里。返乡“老大难”海瑞世居海南琼山，离北京有8000公里，他每天走133公里，足足60天才到家。
能在春节前回家的人是幸运的。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也有很多人回不了家。隋朝诗人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在《人日思归》叹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日”是指正月初七，薛道衡背井离乡，来到南方，未能回家，倍感惆怅。
旅途耗时长，着实困扰着异乡的游子。老家在江苏苏州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对过年团聚有另类的理解。他靠着家犬“黄耳”往返奔波，互通书信，以解思乡之苦。黄耳传书“其间千里之遥，人行往返五旬，而犬才二旬余”，和人力相比，显然黄耳的效率更高。无论古今春运，既有明显的时点限制，又有更高的运力需求，春节返乡成了“hard”模式。
唐朝诗人王湾有云：“海日生残夜，江春人旧年。”诗人道出了日积月累的乡愁。春节不仅是欢聚的日子，也是治愈的药方，父母的一杯热茶，儿女的一声呼唤，轻松化解浓重的乡愁。在亲情的召唤下，人们不管火车有多难挤，票有多难买，路有多难走，周期性地出现在返乡路上，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作者：计白当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雷册渊 《古代“春运”什么样》
【2】倪方六 《古人如何应对春节“回家难”？》
【3】任万杰 《古代春运知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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