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当年地下党在白区武装营救被捕的同志，恐怕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中共特科的“红队”。
但即使是名气很大且装备精良的“红队”，一般也只能利用敌人在押解犯人途中，警卫力量不足的时机动手救人，至于说冲进戒备森严的敌人监狱去劫狱，那是根本想都没想过的。
可就在1930年5月25日，有这么一位牛人却成功地在敌人的心腹地区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劫狱行动，他带领着11名武装特务队的队员，在大白天冲进了厦门思明监狱中，将监狱内关押的40多名同志全部救出。
此事震惊了福建省乃至全国，其影响甚至经由华侨的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56年，一部以此次劫狱战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风靡全国，1981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被评为中国电影80年十大名片之一。
这个了不起的牛人就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军委秘书，年仅22岁的陶铸。
▲陶铸同志
1930年3月，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和共青团厦门市委等地下党组织为了纪念“三一八惨案”四周年，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反帝大同盟举行纪念大会，由于叛徒告密，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先后逮捕了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在内的3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他们关押在厦门市思明监狱内的。
当时厦门共有2座监狱，一所是厦门警备司令部的监狱，这里的犯人都是刑事犯，如果花钱或者打通关系一般都可以被放出来；但被关押在另外一所思明监狱的一般都是所谓的“政治犯”，这里防守严密，无论是想越狱或者是劫狱都很难，而且犯人在这里既没有审判也没有刑期，就是想把犯人关到死。
福建省委为此想了许多办法想要营救被捕的同志，但都没有奏效，这时省委又突然接到可靠的内线情报，敌人要把这批被捕的人全部秘密押送到福州。
省委连续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最终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武装劫狱，具体事项由省军委秘书陶铸组织并实施。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关押“政治犯”的厦门思明监狱，今天已经改为“厦门破狱斗争旧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陶铸是湖南省祁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1926年他投考广州的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并且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8年1月，组织上派他回老家担任祁阳县委的军事委员，但此时湖南省的反动军阀何健正在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许多党组织都遭到破坏，陶铸在当地无法立足，被迫在5月撤离祁阳。
组织上随后将他派往福建，他在福建期间因表现出色，很快就担任了省军委秘书长的要职。
陶铸在接受了上级的命令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他先通过内线和监狱内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当时被捕的同志已经按照省委的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领导和开展狱中的斗争。
如果有强力的武装破狱，进行里应外合，有很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全部救出来的。
▲当年武装劫狱时特务队员使用手枪
陶铸随后开始收集厦门敌人军警的情报。
厦门敌人的军警一共有1300多人，思明监狱的警卫一共有36人，配备4支驳壳枪和20多支步枪。
监狱设有3个哨位，值班的武装警卫通常是4人，这些人理论上都是配枪的，但由于极为麻痹，平时一般都不带枪上岗，整所监狱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佩戴手枪，通常在天井西边的小办公楼办公。
监狱规定家属每周三、六可以探监，只要对看守和警卫行贿，他们就不会限制探视的时间，甚至可以把衣物和食品等送进去。
陶铸先亲自挑选了11名久经沙场、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老游击队员，包括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武装特务队，集中在鼓浪屿进行了为期4周的强化训练。
陶铸选择在鼓浪屿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虽然靠近厦门市中心敌人的心腹地带，但是这里是帝国主义的“公共租界”，号称“万国花园”，很多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馆以及外国侨民的住处都在鼓浪屿，国民党军警不敢在这里活动。
闽西苏区负责人邓子恢还亲自拨给特务队13支手枪用作劫狱。
▲闽西苏区的赤卫队，厦门的武装劫狱得到了闽西苏区的大力支持
为进一步深入监狱了解实际情况，陶铸还冒险带着准备参加劫狱行动的人员，以犯人的家属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将监狱内外情况全部实地进行了核实。
陶铸向省委建议劫狱行动必须要稳、准、狠，争取在20分钟内解决问题，在敌军警增援赶到之前就迅速撤离。
最终劫狱的日期定为5月25日，当天是星期天，厦门的军警宪特各机关都放假，除了个别值班人员，整个政府机关都没人。
而且监狱附近的南普陀寺是著名的景点，来此地拜佛求神的善男信女和游客数量很多，脱险的同志和掩护的特务队员很容易消失在巨大的人流之中。
陶铸提前发动了部分当地的党、团员和进步工人和学生等，混在游客中，以作为掩护。
同时陶铸还准备了2艘木船，由厦门市委负责人徐宗英亲自指挥，在劫狱发起前停泊在监狱附近的石堤边以及时转移脱险人员和特务队员。
▲厦门的鼓浪屿当时是“公共租界”，国民党军警无法在此活动，给了武装特务队训练提供了方便
5月25日当天，艳阳高照。
由于是久雨初晴，因此南普陀是人山人海，陶铸见所有接应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便带着11名特务队员来到了思明监狱，他将11人分为内、外2队，内队有6人，以探监、找同事等借口进入监狱，伺机打开牢门。
外队5人由陶铸直接领导，是劫狱的主力，主要对付大门口的武装警卫和阻击可能增援的警备队。
内队6人以两人一组，预定分三批进入了监狱。第一批2人中有一个是福州人，之前曾在监狱当过伙夫，他以“拜访熟人”为借口，轻轻松松地通过了岗哨。
最后一批进入监狱的2名队员中有1人来自龙岩，是个水手，虽然个头不高，但身强力壮。
他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长袍，手里拿着一罐饼干，腰里暗藏手枪和钳子。
他的任务是以探视送饼干为名混入牢房，在看守打开牢门时，他将看守击毙，然后用钳子拧断被捕同志们的镣铐。
大家以他的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劫狱。
▲1930年的厦门街景，可见路口有警察站岗，这也是陶铸最终选择从水路撤退的原因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因为过于紧张，加上当天天气较热，他却穿着长袍，值班的副监狱长卢永忠起了疑心。
于是他立即叫来当班的警卫打算要对这名队员进行搜身，这时另外一名队员眼明手快一枪先击毙了副监狱长，接着把另外一名警卫也打死了。
就在内队的6名队员混入监狱时，陶铸和外队的5名队员，已经击毙了就在监狱旁边的县政府门口的警卫，并立即冲进县政府大门，陶铸击毙了敌警备队长吴广成和一名警备队员，其余30多正在吃饭的敌人见特务队来势凶猛，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抱头鼠窜。
▲在厦门岛附近航行的木帆船，当时厦门周边这种帆船成百上千，很难追踪
此时进入监狱的6名队员也顺利地冲进了牢房，剪断了牢房的铁锁。随后40多名被捕的同志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有条不紊地冲出了牢门，整个行动仅用了10分钟。
这时事先部署在附近的接应队员立即上来，每人带领三五名同志，分散撤离现场，走不同的路线抵达海边的石堤，登上了接应的船只。
随后2艘木船穿过鼓浪屿和嵩屿之间的水路，在南安和同安交界处的海边靠岸，被解救的40多名同志和掩护他们的特务队员分别隐蔽在附近2个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里休息，同时等待闽西根据地的同志来接应。
几天之后，来自闽西苏区的部队秘密地将这些同志分批护送到苏区。
而作为劫狱总指挥的陶铸，他没有像李白的《侠客行》里描述的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和大家一起撤离。
他冷静地把自己的手枪埋藏在一个隐蔽的地点，随后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附近的南普陀寺，装作一名来烧香的游客，观察敌人的后续情况。
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冲进南普陀寺胡乱搜查寺院内的香客时，陶铸恰好看见了一个就职于厦门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湖南老乡。
于是两人就在那里高谈阔论，敌人多次从他们两人身边经过，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刚才击毙了警备队队长的劫狱总指挥陶铸就在他们眼前。
陶铸在看到敌人的搜捕完全就是如同无头苍蝇一般漫无目的后，根本就没有沿着我方的转移路线进行追击和搜捕，他这才放下心来，在和友人告辞后，他大摇大摆地从敌人的眼前安全转移。
▲厦门著名的南普陀寺旧影
这次劫狱前后仅10分钟，共击毙敌军警6人，救出40多名被捕的同志，特务队自身无一伤亡。
消息在传到南京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以“厦门军警当局事前未能防范，事后未据呈报”为由，严厉地处分了厦门的军警机关，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厦门地方法院院长和监狱典狱长均被免职。
在这次漂亮的劫狱行动后，陶铸名声大噪。
组织上很快将他任命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在福州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许多同志被杀被捕，其他同志只能被迫迅速转入地下或者到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
在此期间，陶铸痛感在缺乏强有力的武装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城市或者是农村都很难开展有效的斗争。
于是陶铸便将目光投向了闽东地区，那里的农村地区民生凋敝，阶级矛盾尖锐，在广大的农民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陶铸决心去闽东地区组织和开展的武装斗争，但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武器和经费。
▲福州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
1932年初，陶铸奉命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此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多数领导已经暴露，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同志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在上海只留下少量还没暴露、或者从外地调到中央的领导还在勉力支撑局面。
但是敌人在顾顺章等叛徒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对残存的中央领导和机关进行搜捕，使得局面一天天的困难。
陶铸到上海后，由于中央机关频频更换地址，陶铸汇报工作的日期也一拖再拖。
陶铸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搞武装的信念。
当他见到了被敌人的追捕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的中央领导，并且向他们汇报了福州的地下斗争情况后，便向中央申请要求拨给武器和款项，以便组织武装斗争，开辟新的苏区。
可中央领导表示现在经费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困难，短时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对陶铸把目光盯着农村地区非常不满，中央反过来要求陶铸回到福州后要在城市里多开展罢工、罢课等运动，以展示党的力量。
陶铸解释说现在敌人采取白色恐怖，贸然采用这种行动很容易暴露党员和党组织，给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中央领导严厉地批评了陶铸，认为他是“思想右倾”，跟不上革命的形势，并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城市，党中央长期在那里工作，一直到形势恶化才不得不撤往中央苏区
陶铸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挨了批评，他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上海搭船想返回福州。
这时一件天大的喜讯传来，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1军团主力一举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打垮了军阀张贞的部队，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陶铸大喜，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目的地，直奔漳州。
当陶铸好不容易到了漳州后，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林彪和聂荣臻等红军的东路军领导人。
虽然是首次见面，但陶铸丝毫不见外，他顾不得寒暄，开门见山地就向红1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提出要求支援他2个连的武器装备，这样很快就能在闽东地区打开局面，建立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将其转化为苏区。
心机颇重的林彪不想一口答应，就回复说部队目前虽然缴获不少，但是损失也很大，除了补充损耗还需要组建新的部队，因此没法一次性支援地方那么多的武器。
▲红军部队在行军
本来在上海的中央那里就窝了一肚子火的陶铸爆发了，他当场就发飙了，怼了回去：
“你们主力红军光想着跟我们地方要钱要粮，要扩红要安置伤员，要这要那，我们哪一次不是克服各种困难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现在我们地方上想要建立新的根据地遇到了困难，你们不想着怎么帮我们开辟根据地，我们要枪支你们有困难，你们向地方要钱要粮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没有困难么？”
这时毛泽东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他对怒气冲天的陶铸解释道：
“这位同志，我们是真的有困难啊。现在一军团还有一半的战士没有枪，只能靠梭标和大刀来凑数。粮食也非常紧缺，部队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每人身上只带着1斤炒米，即使省着吃也只够吃2天，如果没有遇到敌人，没有缴获就要挨饿。幸亏第三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打了一场歼灭战，靠着缴获敌人的粮食，部队才度过了难关的。那天晚上部队在离开根据地后才第一次吃上了饱饭。”
▲红军在攻克漳州后，缴获了不少物资，这是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左）和政委聂荣臻（右）与1架缴获的飞机合影
但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解释并没有平息陶铸的怒火，他回过头来，以其湖南人特有的直率再次怼了回去：
“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在场的红1军团的指战员面面相觑，大家都被陶铸的话噎得说不出话，同时也对陶铸这种直来直往的牛脾气非常不习惯。
但毛泽东同志却喜欢他这种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让陶铸先消消气，然后把陶铸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耐心地和陶铸解释。
毛泽东同志指出，陶铸向开辟新的苏区的想法非常好，但是现在主力部队的确有困难，不能对地方提供大力支持。
因为主力部队需要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作战，迫使国民党军集中大部分部队对付我军主力，从而使得其在地方上的守备空虚，这样子就给我方开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至于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也点出，主要还是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取，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听了这些有理有据的解释，陶铸的怒气才一点点地消去，他向毛泽东同志为自己刚才的不理智地发泄道了歉，毛泽东对此一笑置之，事后还在其他同志面前称赞陶铸说：
“陶铸是头牛，把他用好了就能冲锋陷阵，就能开拓革命的事业。”
▲毛泽东和林彪合影
陶铸回到福州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指示，将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干部，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叶飞作为特派员派到闽东地区，和那里的同志会合，秘密组织了党的武装-----工农自卫队。
1933年5月28日，50多名工农自卫队队员在叶飞和颜阿兰同志的带领下，发动了闽东历史上著名的“霍童暴动”，一举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夺取了民团的枪支武装自己，从此拉开了闽东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
参考资料
《福建党史研究》
《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周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