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提及明末清初中国军事史的文史作品，红夷大炮始终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作为一款性能在当时的东亚而言尚属先进的舶来品，红夷炮的威力一直为中国史家所津津乐道，明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甚至沿袭把大口径火器神性化的习惯，给红夷炮原产品及它的各种山寨货赐名为“xxx大将军”。
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出现年代至少不晚于元朝中后期，大口径火炮也随即产生。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的明代，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军队的武备中逐渐形成了包括出自本土的碗口铳系列、身管短粗的“洪武铁炮”系列、以"仁字伍号大将军铁炮"为代表的长身管“大神铳”系列，以及正德年间由西班牙传入并且被广泛山寨改良的“佛郎机”系列等等在内的火炮家族。
公元1604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东来的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与葡萄牙人的军事冲突中，使用了一种欧洲制造的前装滑膛加农炮，明人史籍中称为“西洋大炮”。因为明朝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所以这种火炮又有“红夷炮”的别号，清代因满人忌讳“蛮夷”字眼而改称“红衣炮”。该型火炮材质多为铜或铁，设计合理，身管长，管壁厚，自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
广义上的红夷炮有舰载型、野战型、要塞型，长者可超过3米，短的也有两米多左右，口径约在110-130毫米，重量自重数百斤至万斤。其发射炮弹的重量从几磅到二十磅不等，依据作战目的不同可使用实心弹，霰弹、链弹等弹种，有效射程约1—2公里。
威力和射程远高于国内各式旧有火炮的“红夷炮”，一经出现，就很快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早在1607年（万历35年），明朝就有个别朝臣提议引进红夷炮，然而由于朝堂上的大部分顽固派官员对火炮技术的茫然无知，结果导致购买红夷炮的提议无疾而终。1618年（万历46年），崛起于东北的后金政权开始袭扰明朝辽东边境，次年更在萨尔浒大战击败明朝的大规模野战兵团，取得决定性胜利，关外战局岌岌可危。值此情形，经过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等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明朝政府才开始从欧洲人手里购买红夷炮。
▲徐光启画像
1620年（泰昌元年）明朝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里购买了4门红夷炮， 623年（天启3年）又增购了22门。颇会来事的葡萄牙人派遣22名工匠和翻译，历尽艰苦把这批火炮从澳门拉到北京。然而新炮演放后不久，明廷内部争议再起。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演放过程中有门红夷炮发射时因被强令装入过多火药炸裂等技术问题，而是“洋铳若能护国，吾辈成何”的国体问题。
就这样引进红夷炮的事项再次受到阻碍。截止到1625年（天启四年），明朝手上的红夷炮仅有总数三十门。这批形制类似英式寇菲林18磅长炮的大家伙，除1门炸膛外，18门留在北京城，11门被调往山海关外的军事重镇宁远。1626年，后金军6万大举进攻宁远城，负责镇守宁远的明朝兵备佥事袁崇焕秉持“凭坚城用大炮”的作战方针，倚靠11门红夷炮和17000名士兵死守城池。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取得“炮毙努尔哈赤”的战绩，却也让起兵以来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铩羽而归。
▲袁崇焕画像
天启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和辽靖虏大将军”。经此一役，红夷炮的威名才让明朝廷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所折服。在来华传教士和西洋工匠的技术支持下，1630年（崇祯三年），徐光启、孙元化等受命前往山东主持仿造红夷炮的工作，至该年八月，共制造出大中小各型红夷炮400余门。这些火炮后来被布防到北方边境的各个军事要塞里，紧接着，明朝又组建了一支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
虽然当时的明朝文人曾经夸张地形容“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的红夷炮“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是这种威力不俗的大杀器也有着致命的弱点。因为即使是体量相对袖珍的野战型红夷炮，其装填发射的速率也并不高，每发射一次，都会严重偏离原有射击战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火炮需要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的步骤。因此，即使当时最训练有素炮兵也只能达到一分钟一发的射速，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对方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映。如果没有数量足够的步兵协同作战，那么火炮就会轻易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后来的史书中，红夷炮又留下了“长于攻城，拙于野战”的记载。而明军相对于八旗军，恰恰就有野战为弱。
而作为明朝死敌的后金统治者，自从折戟宁远城之后，也极其盼望能获得红夷炮的技术。同样是在1630年，有后金国人在辽东外海的一条沉船上打捞出了一门红夷炮。喜出望外的皇太极当即令国中汉族工匠对此炮进行仿制，经过数月努力，采用失蜡法铸造出了后金第一门自产红夷炮，炮身竟是采用钢制且很快量产！1633年4月，徐光启等人苦心顾虑打造出来的西洋火器部队在吴桥兵变中瓦解，该部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3600名火器兵，携带十几门红夷炮渡海投降后金，八旗军由此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1639年的松山之战，八旗军红夷炮队猛烈的火力就让明朝人深感吃惊。据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1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山大战后，明军关外红夷炮大多落入八旗之手。明军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满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八旗)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可叹明朝曾经倚重的护国神器，此时竟成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门砖。军事技术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满人入关，一统中原后，在和南明残余势力的交战中依然重视发挥红夷炮的作用。比如在著名的江阴之战中，清军就动用了各类红夷炮224门！康熙年间，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先后仿制出905门大小火炮，除了部分臼炮和源自“佛郎机”的子母炮外，绝大部分是“红夷炮”的魔改版。这些火炮在清朝初年的内外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老迈年高的红夷炮家族依然是清朝军队装备的主力炮种，随后才因为技术极度落后而逐渐被新式火炮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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