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在其书中定出了中国六大政治家分别是：管仲 、商鞅 、诸葛亮 、李德裕 、王安石 、张居正。
就这些政治家而言，锐意改革者不在少数，而其中有两个人的改革却颇有意思，那就是王安石与张居正。
01
改革措施——动静越大，效果越差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
“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
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
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
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张居正在改革铺开之前，第一步就是整饬吏治，然后以“考成法”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有了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后，张居正才推出了他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并未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干预，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与王安石各种大刀阔斧、事无巨细的措施比，张居正更像是解开了明朝税制的死结，事情虽小，效果却很好。
所以，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宋朝新旧两党的党争，激化了内部矛盾，为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改革却成功给大明朝续命，虽然死后被清算，但在晚明风雨飘摇的时候，朝野一致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
02
拗相公与活太师——道同术不同的改革家
一提到改革，就会扯到儒与法的论争。
其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两种斗争与其说不同阵营，不如说同一阵营的两种声音：法先王还是法后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比较注重以往经验；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
在两个观点上，王安石与张居正这两位性格同样张扬的政治家，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王安石任相之后，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主张彻底改变宋太祖以来的“祖宗之法”。
此举虽然给沉闷的大宋王朝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但是全盘改变祖宗之法，遇到的阻力很大，势必也会造成诸多反对。
偏偏王安石是个强势宰相，在为政上缺少柔和的手腕，连自己的好友司马光都与之决裂。
张居正在这点上，就比王安石聪明很多。
在“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问题上，张居正认为，改革当然要法后王。
因为对于唐宗宋祖时代的人而言，明太祖毫无疑问是后王；
可对于当代的人而言，明太祖又是先王。
所以，张居正说他的改革自然是要革除弊政，但目的却是要恢复明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至于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完全看张居正自由发挥了。
对祖制的不同观点，让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张居正改革却少了很多阻力。
03
如何变革才是王道
如果说张居正改革达到了预设的想法，王安石变法则造成了一片狼藉。
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一个组织总会面临瞬息万变的环境，如何变革，使得组织适应环境，并且能让组织形成良性变革的生态环境，是每个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提到组织创新，人们往往会想到西方的熊彼特、德鲁克等人，但是这些基于西方价值的观点。
用来分析中国，有“水土不服”的可能。
周宏桥教授，就以大家所期待的学贯古今中外、文理工科全才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他认为，创新之“法”，就是“一命二正三出奇。”
所谓“一命”是企业的DNA，就是围绕创始人或首脑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场，任何创新无一不是由组织创新（观念创新与利益创新）开始。
无论张居正还是王安石，都是整个上层建筑有了变革的想法后，两人才实施的。
所谓“二正三出奇”，“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侍，难以控御也”，即守正出奇是创新创造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周宏桥提出了他独创的“半面创新”模型。
在形式上，出奇的创新部分作成了“半”字，代表创新的五大思考维度——行业链、行差链、产融链、混搭链、属性链；而守正部分作成了“面”字，代表价值创造的常态思维框架。
在内容上，指半面守正半出奇，就是扬弃，而非全盘否定一刀切的“全面创新”。
比较王安石和张居正，毫无疑问张居正的改革和周宏桥的“半面创新”更为契合。
04
创新永“半”无止境
周宏桥之所以能够独创出符合中国社会一般规律的“半面创新”理论，除了他出自书香门第，又有理工科背景，知识体量充足之外，还在于他“惟精惟一”的人生态度。
“惟一”就是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生只为一件事而来，一生只为一件事而去。”也就是一个人要有一个大的志向，然后全身心贯彻始终去专精在这个“一”上，不断地“惟精”去逼近“惟一”。
在他的新作《半面创新：创新的可计算学说》中，周宏桥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天道半缺恶圆满的观点。
天道的本质不是“满”，不是“圆”，不是“全”，而是“半”，是“缺”，是“憾”。
宇宙人生的本质是半缺、是不圆满、是不全面，而“半面”则是一个常相常态。
中华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所以创新创造如同宇宙人生，也是永无止境、虚半为上，永远在“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路上，不可能达到一个圆满的状态。
这就是他舍变求常的本质直观，也说明，“半面创新”的理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般规律之上的，在现实中也是最具备可实现性的。
所以，“半面创新”既能诠释过往创新，更能预判未来创新。
很多企业并不缺少创新的培养，也没少做创新的尝试，之所以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对市场和行业的创新理解并不透彻。
周宏桥的“半面创新”，就是点亮企业创新之路的理论体系。
德鲁克此前有过预言，中国在21世纪初将为世界提供管理理论，周宏桥的“半面创新”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具备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