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尽管人们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为所有逃避日本占领军残酷统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乐土，但孤岛还是成了动乱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属下的英美行政当局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苛求，日本军队行将进入并占领公共租界。
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上海市民把孤岛作为发起抗日运动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租界来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情报，获取军事物资，密谋暗杀，进行抗日的神经战。在汪伪警察的协助下，日本人也以牙还牙，大肆报复。
在这场城市战争中站在前列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工人员。军统的首领便是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
“家长”戴笠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授命戴笠组建特务处。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
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
蒋介石和戴笠
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
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
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准军事的秘密特工部队均配有美式装备。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是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
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
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
戴笠要求军统的成员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
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
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戴笠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是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
刘戈青事件
刘戈青是一个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富，他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
刘戈青
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
从上层到中层，军统的官员从小读的都是经史之学。传统的通俗文化赞美战国时的刺客，歌颂三国时的英雄，他们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北京和上海的高校入学考试强调英语和数学成绩，这些来自各省“中农”家庭的学生没法与人竞争。他们也看不惯“五四”一代西化的社会精英，后者鼓吹打破旧习，进行社会革命。
像戴笠这样在谍报部门的军官往往沉浸于传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类比的天地之中，由此派生出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
在网罗第一线的特工时，戴笠要找的对象是受过国术训练的人，就像《史记》和通俗小说所描述的那种放浪不羁敢做敢为的游侠。
为了寻找江湖好汉，特务处深入穷乡僻壤，在浙江的山区嵊县和汉水上游的襄阳等地招兵买马。这些地区以穷山恶水土匪游民而出名，流传着武侠豪杰绿林好汉仗义行道的故事。
戴笠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往往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工于心计地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关系来扩招特工。还没开办军统训练班前尤其讲究这种关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
抗战爆发之时，军统的这种基于个人忠诚和特殊关系的团结受到严峻考验。戴笠的部下发现他们不仅要和日本人作战，还得与汪精卫手下过去的国民党弟兄作战。
刘戈青的背景与军统中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黄埔系的，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从各方面看都不是军统核心圈内的人。可见刘对军统的忠诚不是派系的产物，而是基于他真正地倾心于戴笠所推崇的侠义之道。
为了挫败日本与伪政权达成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统的活动，威胁要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的人。在刘戈青行刺的半年前，军统曾在租界杀死过另一个汉奸高官，这些都是军统这一政策的体现。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
军统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暗杀活动是有目共睹的。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
上世纪30年代末，日军攻占上海
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日（编者注：一说此时间为2月19日），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刺杀陈箓虽非小事，但刘戈青事件的意义更在于表现了他对戴笠的忠贞不渝。
刘戈青事件发生之时，军统上海站正被其对手和敌人搞得濒临崩溃，军统特工对组织的忠诚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刘戈青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忠于组织决不动摇，他是戴笠所称道的仁义之士。
刘对戴笠的忠诚就像古代所推崇的游侠之士对结拜兄弟和上司的忠诚。在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战的腥风血雨中，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本文根据叶文心《城市中的战争与地下抗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特工秘密机构的侠义之风》一文编辑，有删节。）
（作者：叶文心;翻译：张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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