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花了三个章节来论述分工。为什么分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是市场交易就源于分工。
在斯密之前，休谟、杜尔阁、孟德维尔、哈里斯、配第以及斯密的老师哈奇森都论述过分工。哈奇森老师认为，分工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指出，专业化、技能与交换相对于孤岛上低微的生产力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发达的分工意味着有更为广泛的知识交流，从而会促进机器在生产中更大程度的作用。斯密继承了哈奇森老师在分工方面的观点，他还进一步对分工作了系统的论述，包括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的作用、分工与市场的关系，等等。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在斯密之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给分工赋予了这样具有决定重要性的支配地位。
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的本能倾向，受交换、互通有无的利益驱使，人类参与分工，进而相互交换。但其实，分工应该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物竞天择、趋利避害的结果。怎么理解呢？
一方面，自然界存在天然禀赋的差异，天然禀赋决定了分工。在自然界中，狮群中的雄狮体格庞大、凶悍，擅长争斗，负责保卫领地，而母狮则负责捕猎及抚育后代，双方相互配合，才让狮群得以延续。所以，分工是自然界天然禀赋差异的结果，在物竞天择的规律作用下，自然界按趋利避害的原则不断地强化分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趋利避害其实就是基于成本、风险与收益的考量。
与很多生物一样，人类最早的分工也是按性别分工的，雄性与雌性，是人类最典型的、最基础的天然禀赋差异。但当人类进化为智人时，就逐渐摆脱了天然禀赋的束缚，上升到主观意志，但主观意志也受天然禀赋和成本收益原则支配。
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世界不少地方已经形成了原始村落。这时，人类的分工在性别分工基础上深化了劳动分工。原始村落是人类繁衍及幼儿养育的集体巢穴。这方面，女人有天然的优势，女人温柔的母体以及充盈的乳汁，确保了幼儿免于饥寒。男人一般在外打猎，村落自然留给了女人守卫和照看。因此女人成为了原始村落的经营者和守护者。在原始村落中，女人利用自身的智慧逐渐开启了人类早期的农业革命和皿器革命。除了养育幼儿，她们在村落里要负责的工作还很多，比如打制石器、挥锄刨地，筑建篱笆，编制藤筐，捏制泥罐等等。到新石器时期，制造技术已从打制演进到了磨制，女人在村落里制造石制、泥制、陶制等皿器。皿器可以储存食物，防止老鼠、蚊虫偷吃和生鲜食物腐烂变质，这有利于家庭食物供应的稳定以及调节余缺，进而促进商品交换。所以，仅仅基于天然禀赋的分工并不能促进商品交易，只有凭借主观意志及人类智慧的分工才能将生产力推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产生物资剩余，催生商品交易市场。
但是，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分工生产并没有催生出商品交易市场。在农耕时代，人们甚至反对交易，反对分工。这又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分工也产生成本与风险。如果一个人放弃狩猎，专门从事打制铁器的工作，这个人可能面临的风险是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分工的风险。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位铁匠可以用铁器交换食物，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中是成立的，但是，在远古社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货币匮乏、生产力不发达、劳动剩余不足，导致铁匠很难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这个铁匠就可能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威胁。物物交换必须满足“需求双重耦合”，也就是双方的产品都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时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样才能形成交换。而这样的交易费用是极高的。
于是，人们总是在分工的风险、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发现分工的风险高于收益时，人们会弱化分工。在农耕时代，人们长期弱化、甚至打压分工，以追求生产的稳定性。在古代农村，一个人从事的工作包括耕田、打制器具、育种、饲养、织布、狩猎、砌墙、木工、维修、凿井等等。从生到死，从吃穿住行到生产制造，所有的物资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即使在今天的农村，我们也还能看到一些“全能式的人才”，什么都会一点。很多农村的60后、70后儿时的玩具都是自己或父母亲手制作的。这就是弱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先秦时代有一首歌叫《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歌的大意是，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己凿井喝水，自己耕田果腹，日子过得极为快活逍遥。
反观那些靠分工、交换而生的人，活得就比较惨了。比如小手工业者，到处叫卖，换取财钱，经常朝不保夕。过去社会歧视这类人，叫他们“贩夫走卒”。农耕时代的小手工业者并不富有，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比农民更低。这就是分工的悲惨人生。古代重农抑商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本质上是打击分工与交换，拒绝风险与不确定性，稳定农业人口及生产。
所以，分工与交换固然是好的，但是也需要考虑成本、风险与收益。那么，分工与交换是如何在农耕计划经济体系中演化的呢？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词：一个是熟人的交易，一个是时间的交换。
熟人交易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一个村落足够大，村民足够多，需要打制的器具就很多，这个村里的铁匠或许就能够生存。因为铁匠可以相对低风险地在全是熟人的村落里完成交易。但是，在农耕时代，村落的金属货币极为匮乏，村民可能没有货币来购买铁匠的器具，只有一些农作物与之交换。而铁匠需要有合适的农作物才愿意交换。这就是上面所讲的“需求双重耦合”，这个难度也是极大的。这时就有了“时间的交换”。比如，一个农民没有合适或足够的农作物与铁匠交换，但春耕需要农具，怎么办？
一种做法是，铁匠先将铁制农具赊给这位农民，这位农民到秋收时以约定好的农作物支付给铁匠。这种交换，有别于物物交换的空间交换，属于时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以村民稳定的信用做背书，交易费用更低。在农耕时代，时间的交换要远远大于空间的交换。古代农村存在大量的熟人间的时间的交换。本质上，这是一种债券债务协议。今天，在金融市场上，时间的交换随处可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熟人之间的时间的交换维持着脆弱的分工。直到近代，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的空间的交换出现后，才支撑起人类往深度分工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跳出熟人的交换，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这同样面临着风险。铁匠清楚他的铁器卖给了谁，而是在当今全球化贸易中，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产品销往何方，最终谁又在使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这种未知的风险，既是亏损的源泉，又是利润的来源；既打击人们回避分工与交易，又激励着企业家冒险逐利。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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