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乾隆帝第一任皇后
乾隆登基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丢尽面子；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官场灾难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转。事实上，古往今来，也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大的变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高宗大阅兵图》，清代郎世宁绘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
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惊刚刚开了个头。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问罪。
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
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开国日久，一些满族官员对此也已不甚清楚。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乾隆皇帝发现之后，大动肝火。
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
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乾隆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
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宽大之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封建官僚集团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
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帝起居注》）
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
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
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人“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40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封建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品格。
经过元代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清朝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人。
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恐怖之风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
在皇后去世后，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皇帝巡守射猎图》郎世宁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1749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严治贪官。
对于贪污官员，乾隆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
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
进入中年之后，乾隆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再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
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乾隆十分恼火，对陈世倌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
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级别。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
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
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
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
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作者：张宏杰）
摘编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出版，看历史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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