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老问题，八十年代国家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九十年代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零零年代是“养老不能靠政府”，一零年代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关于生育问题，建国初国家的口号是“生的多的是伟大的母亲”，八九十年代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现在是“一胎少，二胎好，能唠嗑来能养老，父母贴心小棉袄。”
其实，不管是养老问题，还是生育问题，都是人口问题。
这个段子很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现代人口政策的变迁。
近日，据报道，恒大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放开三胎，以便提升人口出生率，应对老龄化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其实，人口问题在古代也一直是个大问题，类似于今天的生育补贴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古代也都曾被提出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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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
不管是计划生育也好，生育补贴也好，其本质都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因此，在说人口政策以前，我们先来简单看看中国历代的人口数量。
我国也确实很早就有“人口普查”，比如，周代的“大比”，古书上说的“三年大比”就是指每三年清查一次户籍。
至迟从汉代开始，我国史书就有了明确的人口数量记载。
由这个简单的统计表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凡是盛世，人口数量都会激增，凡遇乱世，人口就会骤减。
比较重要的节点在乾隆在位的时期，这个时期人口已经突破两亿大关，到了道光年间，人口便达到四亿了。
中国现代人口的基数过大，其实，在那个时期就显露端倪了。
从统计表来看，在乾隆以前，历代人口有增有减，但是基本都维持在几千万左右，没有超过一亿的情况。
由于战乱等等原因，人口经常大量流失，这也是古代一直鼓励生育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鼓励生育的浪潮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
那么，为了人口增加，古人都实行过哪些补贴政策呢？
02
中国古代的生育补贴
古代王朝对于鼓励生育还是很下血本的，毕竟，在冷兵器时代，人口是国家实力的根本保障。
据《国语》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就曾实行生育补贴政策了。
勾践曾下令，生男孩者奖以二壶酒一犬，生女孩奖二壶酒一豚。婴儿断乳时得报请官府由公医代为哺养。一胎生三子者由官府代雇乳娘，一胎生二子者由官府免费供应食粮。
如系孤子或寡妇、疾疹、贫病者的子女，由官府为之教养。
有才能之士由官府“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
不仅如此，越国还规定，死长子者可以免其父三年徭役，死庶子者免其父三月徭役。
西汉时，凡妇女怀孕，均奖励粮食三斛；生产后，免除徭役两年。对于孤儿，或者“官纳其子”，或者国家资助其亲属邻人抚养；
北魏时期，宣武帝还曾下令，不准对孕妇施行死刑，明代也有此规定；
唐朝规定：“诸鳏寡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对于妇女生育都有补贴。
清朝康熙皇帝还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秦汉以来施行了两千年的“人头税”，这样就使得之前藏匿的人口光明正大被登记入册了，也带来了人口猛增。
不过，古代经济水平有限，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补贴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相比于奖之难，惩罚似乎容易得多，因此，历朝历代对于婚姻生育都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
比如，汉惠帝时期就曾下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商人和奴婢倍算，五算是一种较为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古代虽然重视人口繁殖，但并不一定认为人口越多越好，许多古人还是认为人口适度很重要。
尤其是宋元明清以来，人口数量激增，社会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有不少古人提出过“节制生育”的观点，这与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如出一辙。
03
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
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及其后清统一战争等“大兵革”的影响，清初全国人口骤减，据《清实录》记载，当时全国人丁仅1900万，但至康熙末年已增至人丁2462万，至清乾隆六年全国人口已达1.4亿人，乾隆二十六年增至2亿人，至乾隆五十五年人口又增至3.1亿人。
这使乾隆深切地感受到人多地少的巨大压力。
对此，他十分担忧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土地亦不啻倍蓰（五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
乾隆帝在这里不仅看到人口繁衍过多（增加十余倍）过量消耗物质资源的严重性，也洞察到人口增加的同时，还将占用过多的土地（五倍以上）用于居住而进一步减少耕地面积。
乾隆帝也知道这种资源增加有限、人口增长无穷的恶性循环，有一天必将难以维持而最终会导致社会大乱，这使乾隆帝不寒而栗，又无可奈何。
针对这种状况，清代学者洪亮吉提出了两条解决途径，即“天地调剂法”与“君相调剂法”。
所谓“天地调剂法”是指“水旱疾痊”之使人口减少，这同马尔萨斯所调“积极的限制”相类似，只是不如马氏的限制那么残酷。
所谓“君相调剂法”是指移民、垦荒、减税、赈济之类，也较马氏所谓“预访的限制”如独身、节欲更为人道些。
其实，我国的“计划生育”思想很早就有萌芽。
早在洪亮吉之前，东汉的王符就曾提出“人地相称”的观点。
他说：“地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多，民非其民，可遗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
此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宋代的苏轼，明朝申时行等人都主张人口要适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古人还注意到了人口质量的问题。
如早在春秋时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提出“庶、富、教”的思想：“子适卫，冉有卜。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在这里，孔子将庶、富、教三者并举，反映出孔子认为治国只考虑人口众多还不够，还必须使百姓富裕、有教养，体现出先秦儒家重视人口素质的思想。
此后，西汉的王吉，东汉的王充，元代的马端临，明代的张介宾、冯梦龙，清代的汪士铎，近代的梁启超等人，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人口质量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口问题关乎国运，如今关于人口的国策在古代其实早就有过尝试。
总体来说，人口的数量在变，人口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政策的调整也是循序渐进的。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要塑造正确的生育理念，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考虑经济成本生好几个是不可取的，一个也不生也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