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大军直扑齐国国都临淄。此时天下大部分都已被秦国吞并，齐王建自知无力抵抗，于是向秦宣布投降。自此，从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纷争格局终于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按理说，在经历了数百年战乱后，百姓们的生活早就是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下一统，朝廷理当广施仁政，让百姓们休养生息才对。然而秦始皇却在统一六国后马不停蹄地推出了诸多大基建项目，如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秦驰道、秦直道等等。古代生产力低下，这么多超级工程接连推出，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朝廷以及各级官吏的压迫下，秦朝百姓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劳役负担，但百姓们的不满情绪也被压迫到了极点。公元前209年，随着陈胜、吴广的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秦义军如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中原大地。公元前207年，刘邦率义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在统一天下仅15年后就走向了灭亡。
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秦始皇执政时期滥征民力，大批量上马各种超大型基建工程，结果导致民穷财尽，难以为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步子迈得太大，扯着那啥玩意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为什么如此浅显的道理他反而会看不出呢？其实问题根源就出在老秦人坚持了一百多年的国策——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但核心思想只有两个字：“农”和“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认为，农耕是立国之本，战争是强国之路。当农耕是百姓获取财富唯一的来源，当军功是百姓跨越阶层唯一的出路时，百姓就会甘愿冒死为国家服务，而国君应该鼓励百姓“为上忘生而战”，“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其他所有与农战不相关的事情都视之为“毒”，“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百姓有了多余的粮食就会开始考虑如何活得更长寿或吃得更好；商人有了多余的钱财就会追求美女和其他物质享受；官员无事可做就会让他们产生个人野心或追逐名利。“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商鞅主张通过不断发动战争，一方面打击敌国势力，另一方面消耗国民力量，使百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对统治者造成威胁。
在战争年代，商鞅的这套强国弱民之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人的组织力、动员力都要远高于东方六国，这也是秦国之所以能成为最后赢家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一统天下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可秦朝统治者也同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理这么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所以，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既然秦国的制度优于东方六国，那么秦朝统治阶层理所当然是继续沿用商鞅的那一套。虽然战争基本结束，但也不能让百姓就这样闲下来。因此，一个接一个的大基建项目就这样不断推出。
当然，秦朝统治者肯定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即便暴政也总得有个度，所以在政策制定上会留下一些空间。可是，随着帝国疆域的变化，许多老办法在原来的秦国有效，套用到秦朝身上却不管用了。比如秦律规定服劳役人员必须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否则就要砍头。原来的秦地较小，地理、气候环境相对简单，秦国官吏可以准确估算出服劳役人员沿途花费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再略微宽余一点时间就完全足够了。然而当全国统一后，疆域变大，地理、气候环境变复杂，秦朝统治者却仍沿用过去那种简单的计算路程方法，结果就造成了许多人因无法按时赶到指定地点而被砍头。后来的陈胜、吴广起义，刘邦起义，皆是由于时间赶不上而被迫造反。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再好的制度规划如果没有足够弹性空间来调整，那么后果往往很严重。更何况商鞅的那套方法在乱世有效，在治世却万万不可行。依样画葫芦，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参考文献：《史记》、《商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