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什么不与民休息,反而力推大基建?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大军直扑齐国国都临淄。此时天下大部分都已被秦国吞并,齐王建自知无力抵抗,于是向秦宣布投降。自此,从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纷争格局终于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按理说,在经历了数百年战乱后,百姓们的生活早就是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下一统,朝廷理当广施仁政,让百姓们休养生息才对。然而秦始皇却在统一六国后马不停蹄地推出了诸多大基建项目,如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秦驰道、秦直道等等。古代生产力低下,这么多超级工程接连推出,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朝廷以及各级官吏的压迫下,秦朝百姓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劳役负担,但百姓们的不满情绪也被压迫到了极点。公元前209年,随着陈胜、吴广的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秦义军如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中原大地。公元前207年,刘邦率义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在统一天下仅15年后就走向了灭亡。

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秦始皇执政时期滥征民力,大批量上马各种超大型基建工程,结果导致民穷财尽,难以为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步子迈得太大,扯着那啥玩意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为什么如此浅显的道理他反而会看不出呢?其实问题根源就出在老秦人坚持了一百多年的国策——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但核心思想只有两个字:“农”和“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认为,农耕是立国之本,战争是强国之路。当农耕是百姓获取财富唯一的来源,当军功是百姓跨越阶层唯一的出路时,百姓就会甘愿冒死为国家服务,而国君应该鼓励百姓“为上忘生而战”,“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其他所有与农战不相关的事情都视之为“毒”,“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百姓有了多余的粮食就会开始考虑如何活得更长寿或吃得更好;商人有了多余的钱财就会追求美女和其他物质享受;官员无事可做就会让他们产生个人野心或追逐名利。“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商鞅主张通过不断发动战争,一方面打击敌国势力,另一方面消耗国民力量,使百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对统治者造成威胁。

在战争年代,商鞅的这套强国弱民之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人的组织力、动员力都要远高于东方六国,这也是秦国之所以能成为最后赢家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一统天下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可秦朝统治者也同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理这么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所以,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既然秦国的制度优于东方六国,那么秦朝统治阶层理所当然是继续沿用商鞅的那一套。虽然战争基本结束,但也不能让百姓就这样闲下来。因此,一个接一个的大基建项目就这样不断推出。

当然,秦朝统治者肯定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即便暴政也总得有个度,所以在政策制定上会留下一些空间。可是,随着帝国疆域的变化,许多老办法在原来的秦国有效,套用到秦朝身上却不管用了。比如秦律规定服劳役人员必须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否则就要砍头。原来的秦地较小,地理、气候环境相对简单,秦国官吏可以准确估算出服劳役人员沿途花费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再略微宽余一点时间就完全足够了。然而当全国统一后,疆域变大,地理、气候环境变复杂,秦朝统治者却仍沿用过去那种简单的计算路程方法,结果就造成了许多人因无法按时赶到指定地点而被砍头。后来的陈胜、吴广起义,刘邦起义,皆是由于时间赶不上而被迫造反。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再好的制度规划如果没有足够弹性空间来调整,那么后果往往很严重。更何况商鞅的那套方法在乱世有效,在治世却万万不可行。依样画葫芦,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参考文献:《史记》、《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