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诗佛”之称的盛唐大诗人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王维向玉真公主献艺
王维不但诗写得好，而且工书善画，精熟音律，还是大唐朝著名诗人中唯一的状元。
在大唐朝，别说考状元，就是考个进士，那也是“难于上青天”。
一是因为录取率太低。据可考历史记载，大唐朝近三百年，进士开科264次，录取进士不足7000人，平均每科仅录取进士26人。
录取进士最多的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也只有56人。最少的是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仅录取进士12人。整个大唐朝的进士还没有我们今天一所大学的学生多。
二是因为考试的内容太复杂。大唐朝以前，进士科的考试只考经义，即“贴经”与“墨义”。所谓“贴经”就是按照四书五经的原文来填空。“墨义”就是注释重要的字、词、句涵义。只要你四书五经背得熟，读得好，考起来也就不那么困难。
唐朝的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认为这样的考试，不能够考出应试者的真才实学，于是决定在经义的基础上加试诗赋，而且还把诗赋的优劣作为能否录取的首要标准。对诗赋优劣的评价就不像经义那么简单了。
三是要有政要权贵的举荐。在唐朝，取仕虽然是以科举制为主，但举荐的陋习还存在。主考官要优先考虑权势者的举荐之人，有时甚至还要按照举荐人身份的高低来排列考生的录取顺序。如此说来，你书读得再熟、诗写得再好，如果无人举荐也是枉然。
由于这种科场的腐败，唐朝的学子士人当中衍生出一种彻底颠覆士人尊严的行为，叫做“干谒”。所谓“干谒”，就是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访权贵，问他们“我的诗写得好吗？”以期得到权贵者的举荐。这和勾栏女子对嫖客说“我长得漂亮吗？”没有什么两样。
“诗佛”王维是唐玄宗开元九年辛酉科的状元。这一科共录取进士25人。主考官叫裴明复。但是，王维的这顶状元桂冠却不是考来的，而是从别人手里夺来的。
王维是山西祁县人，少年时随父宦居汾阳（其父是汾州司马）。少年王维多才多艺，书画俱佳，尤其擅长音乐，弹得一手好琵琶。
十五15岁的时候，王维离家南下，游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在唐朝，王公贵族喜好附庸风雅，延揽文士艺人。才貌双全的王维得以出入侯门，常从岐王、宁王等宴游，赋诗弹琴以助雅兴。
开元七年，王维即夺得京兆府解元（府试第一名）的好成绩。京兆府解元非同一般，凡是京兆府贡送的举子十有七八都能登科，而头名解元自不待说，有唐一朝三百年落第者只有九人。王维想，在来年的部试中得中进士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开元八年二月，王维却在部试中落第，成为京兆府屈指可数的几名落第解元之一。以王维的才气，以京兆府解元的身份，不说高中状元，考中进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意外的落榜使王维认识到，根本原因是自己的“靠山”不硬。
开元九年，二十20岁的王维再次参加部试。这一回他谨记前车之鉴，一出考场就通过岐王李范拜谒权倾一时的玉真公主。
岐王李范是玄宗皇帝的异母弟，而玉真公主则是玄宗皇帝的同母小妹。在玄宗朝，玉真公主地位至尊。除了皇上，她的话一句能顶一万句。
也许是岐王与王维早有谋划，来到玉真公主的府邸，聪明的王维并不急于献诗，更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准确把握玉真公主的嗜好，先为玉真公主搞了一个琵琶独奏专场。
据说，王维为玉真公主弹奏的曲子名为《郁轮袍》，那悲凄哀切的曲调，令闻者无不动容。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就在玉真公主身心俱悦的时候，岐王不失时机地向她介绍，说这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不仅仅只是琴弹得好，诗写得更好。王维这才趁机献上诗作。
当然，他献的既不是“红豆生南国”，也不是“空山新雨后”，而是一首满纸媚气的《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查。
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这首诗把玉真公主的修道生活吹得天花乱坠。这两招都实实在在地挠到了玉真公主的痒处。玉真公主当即表态要为王维的部试“尽力为之”。事后，玉真公主果然发话，考官裴明复惟命是从。
本来这一科的状元是张九龄的弟弟名士张九皋，结果被王维半路杀出，夺走了状元桂冠。
张九龄是武后长安二年癸卯科的状元。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玄宗朝的宰相。但开元九年，张九龄还只是一个中书舍人内供奉。
他弟弟张九皋被定为状元，除了文才出众外，肯定也是有过硬的“靠山”的。只是，再过硬的靠山碰到玉真公主也就成了太阳底下的冰山。
(作者：风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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