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奢的浮华交际场
鹿鸣馆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东京建的一所类似沙龙的会馆，专供当时西化的达官贵人在其中风雅聚会。
它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设计，建成于1883年（明治16年），是一座砖式二层洋楼。整体建筑呈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兼有英国建筑的韵味。
鹿鸣馆贵妇人慈善会
一楼是大餐厅、会议室和小型图书馆，二楼则是一个超过300平米的舞厅，附带酒吧和台球房。鹿鸣馆的名称出自中国《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取“鹿鸣，燕（宴）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的场所。
整个工程占地约1.45万平方米，历时3年，耗资18万日元（约合今天40亿日元），在当时算得是一笔巨款。
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1885年12月日本实行内阁制后改称外务大臣）井上馨与妻子主持了盛大的鹿鸣馆开馆典礼，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参加开馆仪式的各级官员、各国公使以及王公等许多显贵和淑女共有1200多人。
此后，鹿鸣馆就成为日本上层人士进行涉外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井上馨和一些外交官为了招待来自欧美的高官，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以及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
为了方便住在横滨的外国官员参加在鹿鸣馆举办的舞会，日方还会在舞会当天，开通从横滨到东京的专列。客人到达终点站新桥后，再由人力车拉到鹿鸣馆。
此时的鹿鸣馆时常能见到帽插羽毛、拖着长裙的欧美贵妇人出入。馆内鼓乐喧天，彻夜狂欢。宴会厅的餐桌上摆放着高档餐具，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供客人尽情享用。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在鹿鸣馆举办了有400人参加的大型化装舞会。曾有人这样评论这场假面舞会，“美煞、笑煞、惊煞、苦煞整个都城。”
日本文学家内田鲁庵曾这样描述：“当时欧化热的中心是永田町，这一带到处连接着洋式的房子和庭院，时常能够邂逅三三两两穿着洋装的贵妇人……一边沉浸在带有异国情调的贵族气息中，一边走过霞关，隔着坐落在日比谷公园的练兵场，从鹿鸣馆白色的墙壁传出管弦乐美妙的旋律吸引着行人，带来文明的醉熏。”
在鹿鸣馆，上流社会的显贵淑女充当了与外国人社交的主角。此时她们主修的技艺，“第一跳舞，第二唱歌，第三乐器演奏，第四使用流行语言风趣地对话，第五读书，特别要读流行小说”。
鹿鸣馆内跳交际舞的场景
从1885年7月起，鹿鸣馆每周六都会举办跳舞练习会，上流社会的贵妇和小姐聚在一起，接受讲习，舞会渐渐盛行开来。上流家庭的妇女们不论老少都沉迷于舞会。
有人这样评论鹿鸣馆的舞会，“黄色皮肤的脸面，佩戴着羽毛装饰，束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女性，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这是日本人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欧风泛滥遭抵制
鹿鸣馆落成后，井上馨还把以前成立的与外国人交际的机构挪到馆内，命名为“东京俱乐部”。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普通人不许入会，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间有财势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谈只限于用英语，以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一时间，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舞、盖洋楼等欧化习俗风靡一时。政府还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
对西服，社会舆论形容为：“奇哉妙哉，世上洋服。头戴普鲁士帽，脚登法兰西鞋，衣袖英国海军式，裤衩美国陆军式。妇女衬衫贴身穿，大汉斗篷过小腿。”更有甚者，与“白人通婚、改良人种”也成了当时的一项倡议，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的地位和国民的素质。
记者高桥义雄写了《日本人种改良论》一书。他提出，“日本人种身体亚于西洋人，因而无法和西洋人竞争。唯有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产生混血儿，将西洋人的血液输入日本人体内，日本才能够和西洋竞争。”
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方针指引下，鹿鸣馆成了日本欧化主义的象征，不但开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谊舞的先河，连洋楼本身也成为日本建筑的一道风景。但对许多传统的日本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
日本教育家岩本善治在《女学杂志》中指责这种模仿“制造了荒淫的空气”；《国民之友》杂志则批评鹿鸣馆外交为媚外外交；有人嘲笑欧化之风“使日本国的妇女都成了洋人的妾”。
明治政府的参议胜海舟更是备感忧国，列举出20条时弊，向伊藤博文进言：“近来，高官们无所事事，用于宴会、夜会等流于太平无事奢华之风，舞踏会盛行，成为淫风的媒介，国民对此议论纷纷。上述之事万万不可，当下应对此加以控制，使其适合时宜方可。”
明治时期的著名报人陆羯南在他所办的《日本》杂志上评论道：“一国文明之进步，必基于国民本来之元气和性格，绝不是仅凭一朝一夕的模仿和虚饰就可以办得到。然而，我国开国以来只是眩晕于滔滔而来的泰西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外观，而不考究泰西文明能有如此今日之所以然。一味心醉于泰西文明之结果，便产生了崇拜泰西文明之风潮。此风潮破坏了作为国民独立之根基的国民性格，虚饰了一国之文明。”
一味崇洋为修约
其实，井上馨建造鹿鸣馆并非只是简单地要创造一个跳舞的交际场所，而是另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也就是日本所说的“条约改正”。
日本“条约改正”会议的场景
井上馨认为要想达到条约改正的目的，就必须积极摄取欧美文化，“在欧美之力迫近东方之际，作为应对策略，就是要使日本及日本国民成为欧洲之一员、欧洲之国民。也就是说，要在东方建一欧洲式的新帝国。”
在他看来，“直接输入西洋文明是日本现代化的特效药，在鹿鸣馆的殿堂里举行西洋式的社交宴会和舞会，就能够和西洋人一样享受同等水准的文化生活。将日本人的生活西洋化，日本就可以从不平等的桎梏中解脱。”
日本开始尝试修改与外国的条约，始于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使团。在与欧美各国的谈判中，对方态度强硬，不仅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还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和方案，使团没有达到目的。
日本第一次正式对外改约是在寺岛宗则就任外务卿时期（1873年-1879年）。1875年7月，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照会外务卿寺岛，提出改订海关税则问题。
他认为，修改条约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尤以海关税更为重要，应当尽快改订，收回海关税则大权。1877年，日本与美英等国展开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谈判，遭到拒绝。
后来改约的重任落在了井上馨肩上。1879年9月，井上馨继任外务卿，他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治外法权。井上馨认为，要实现修改条约，必须先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这就是井上馨修建鹿鸣馆大兴欧化之风的用意。
然而，这种欧化政策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歧视和压迫。从1880年到1887年，日本政府用了整整8年时间，与欧美列强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其间于1886年10月24日还发生了“诺曼顿”号事件。英国货轮“诺曼顿”号在日本纪州大岛海面沉没，船长和26名船员乘救生艇全部脱险，而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死。经过英国的领事裁判，仅判处船长囚禁3个月，对日本乘客分文未赔。
方案公布后，舆论哗然。当年12月12日的《神户又新日报》以《向各位外国船长进一言》为题对此事抗议道：“目前为止，各国轮船对我日本乘客的态度如何呢？包括船长在内的其船员等对我日本人极其冷淡，不仅不把其当人看待，甚至把其视作一种连动物都不如的无生命的货物一般。”
现实表明，西方列强拥有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政府的修约交涉毫无成效。在民众和部分官员的反对下，1887年7月末，政府宣布改约交涉无限延期。9月中旬，井上馨被迫辞职。
事实证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行欧化政策而得到解决。一直到1899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才被废除，而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则是1911年，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时。
井上馨下台后，欧化主义渐渐式微，日本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势力高涨。1889年2月11日，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杀，有传言说刺客是受国粹主义政治家指使。
曾经风光无限的鹿鸣馆的夜景
随着欧化主义风潮的没落，曾经风光一时的鹿鸣馆也成为无用之物，几经转卖，1927年被卖给了大和生命保险公司作为办公楼使用。1940年3月，大和保险将鹿鸣馆拆除。曾是日本“文明开化”殿堂的鹿鸣馆建筑从此销声匿迹。
（作者：陈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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