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变革是肉眼可见的“熊彼特式增长”。微信较之电话，微博较之出版，百度搜索较之人工检索，网络购物较之线下购物，网络支付较之实体银行，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行为更自由。
经济学可以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互联网。互联网降低了交易费用（信息搜索、讨价还价等），增加了竞争烈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用户在网上简单检索就可以获得大量信息，进而选择深圳水贝盒马的水果，还是山西忻州果农的水果。在互联网上，每一个小人物都有机会怼人、点赞、直播、卖货以及“凡尔赛”。
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体经济太落后。2018年中国电商占社会零售总额的19.8%，日本这一数据只有6.2%。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口集中，实体经济成熟，购物便捷，服务周到，还有不少体验极佳的商业街。日本电商对实体零售的冲击不大，或说相对缓慢。这代青年不想忍受创传统“的哥”的脸色，不愿踏进肮脏的菜市场，选择在网上叫车、买菜。
人类社会进步唯一的动力就是新技术、新知识与新制度。在信息技术浪潮中，更有效率的企业替代低效的企业是不可逆的，不以道德与意志为转移的。工业机器、火车、集装箱、汽车、电力、流水线、计算机等新技术普及时都面临旧势力的顽强抵抗。
19世纪中期，欧洲的道路上，马车纵横，马粪遍地，蒸汽机车与马车互相抢道。为了限制蒸汽机车，1865年英国政府通过了《道路（蒸汽）机动车法》（“红旗法案”），将蒸汽机车在乡下和城市的速度分别限制在每小时3公里和6公里，而马车并无任何限速。该法案还要求，蒸汽机车在行驶时，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车前方60码开路，以避免惊吓到行人和牲畜（马车）。英国人早在1801年就制造了第一辆载人蒸汽机车，但是该法案限制了蒸汽机车发展，迫使汽车产业转向欧洲大陆和美洲。
很多人接受新技术，但反对技术巨头的市场垄断。问题来了，如果技术巨头形成的市场垄断，同时又触发了经济效率。这该怎么办？
以20世纪初的美国托拉斯为例。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列举了美国托拉斯的数据：
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托拉斯组织掌握的资本总量高达204亿美元，其中1/3的资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为50%，玻璃制造业为54%，棉布印染业为60%，食品制造业为60%，酿酒业为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为77%，化学工业为81%，钢铁工业为84%。
但是，这些托拉斯并非是落后的组织，而是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效组织。
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大型企业组织还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卡内基钢铁将钢轨价格从1875年的160美元/吨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吨；洛克菲勒在1897年将精炼石油价格从30多美分/加仑压低到5.9美分/加仑；北方证券的铁路网络极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区工厂的销售市场，促进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老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将汽车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降到了平民价格，从此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这就是当下很多人对互联网巨头的困扰，可以概括为“反垄断悖论”。支持者力挺技术巨头的效率，反对者批判其垄断。
互联网巨头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只是如果从反垄断这个角度，容易陷入道德批判。
反垄断，要讲法律依据。法律要讲逻辑，什么逻辑，经济学的逻辑。但是，经济学缺乏充分的逻辑支持反垄断。为什么？
1890年《谢尔曼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但是，这部法律缺乏严谨的法律及经济学逻辑。19世纪末，美国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底层农民、小企业主、联合劳动党纷纷将矛头指向大型企业及财团，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斗地主、斗资本家运动。
当时的托拉斯组织欺行霸市，行贿诈骗，无恶不作。以爱迪生为例，小学课本上那个爱迪生，是发明家，还是“专利暴徒”。他仗着摩根财团的势力，打击对手，打砸抢烧，收割专利，欺负塞尔维亚优秀青年特斯拉，试图控制美国电影产业。
不过，大企业归大企业，违法归违法，大型企业不等于违法。这是最基本的是非逻辑。“斗地主”时只顾高潮不管是非。套用一位南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你不打人，长那么壮干嘛？”
我们看，《谢尔曼法》的正文和附件，都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当时的反垄断司法行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参与，都是一些获利颇丰的律师及政客在捣腾。在五六十年代之前，受政治斗争驱使，美国的反垄断行动出现过很多离奇的案例。
在1937年的联邦政府诉美国铝公司一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创造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定罪标准：被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超过90%。他指出：“90%的市场份额足够构成垄断；60-64%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还有疑问；而33%的份额则确定不会。”
这个定罪标准翻译过来就是“大即原罪”。这很符合斗地主的思想，因此深得人心。
其实，各国国家的反垄断运动几乎都起源于“斗地主”。要命的是，经济学有两个理论支持“斗地主”：一个是完全竞争理论，二是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
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奉行“独占（垄断）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的自由信条。在完全竞争理论中，个体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如果厂商主动调整价格，则是价格垄断，获取垄断利润。大型企业都会采取主动的价格策略，因而都是垄断企业。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他们的研究表明，大型企业及集中度高的市场，降低了经济效率，阻碍了技术进步。这正好论证了“大即原罪”。
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完全竞争理论在假设上犯了错误，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缺乏严谨的论证。市场集中度不是判断垄断的标准，主动的价格策略是企业的竞争策略。“大即原罪”，相当于“把企业做大就是犯罪”，其实是反市场的、反竞争的、反创新的、反增长的、反规律的。
六十年代后，芝加哥学派摆脱了完全竞争理论的束缚，提出绩效主义替代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此后，大量经济学家加入到反垄断的司法行动中，美国的反垄断工作才逐步回归理性。
如今，美国经济学界基本形成共识：
一、反对行政性垄断，对自然垄断保持宽容。
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行政性垄断，对自由竞争下的自然垄断保持宽容。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调节能力，认为自由市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垄断者，技术创新与自由竞争会颠覆一切掠夺性定价。没有永久的垄断，只有不断前行的技术浪潮。
二、反垄断反的并非“垄断”，而是不正当竞争。
从逻辑上看，反垄断法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反垄断法中所反的内容，其实是不正当竞争，如合同欺诈、特权经营、内幕交易、捆绑销售、限制竞争、恶意并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而这些内容在普通法中都有呈现。正如当年的立法者谢尔曼所说的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宣布一项新的法律原则，仅仅是将那些老的、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原则授予了我们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司法机关。”
但是，反垄断法绝不是没有必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的，反垄断法就像交通灯，时刻警示那些大型企业不要作恶。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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