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贾鹤鹏（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编辑 |袁玥
来源：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
到2020年11月30日为止，美国已经有将近1400万人被确认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超过26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或感染造成的并发症。可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美国公众拒绝戴口罩或采取类似的防护行为。为什么美国民众如此的“执迷不悟”呢？一些公众号文章声称，这主要由于美国普通公众非常愚昧、科学素质不高。是真的吗？
科学知识并不直接带来健康行为
2018年，中国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我国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8.47%，大幅高于往年。然而这一比例却还没有达到美国1980年代末的水平（利用同样方法论进行的测试）。2016年，美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是26%。
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1988－2016 | 数据来源：转引自清华大学刘立教授专栏https://www.sohu.com/a/256348347_686936
不仅美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比中国公众高很多，实际上这次抗疫不利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比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要高。
世界多国科学素质（相同衡量标准）：其中欧洲国家数据为2005年采集；美国数据为2008年；日本的数据为2001年，加拿大数据为2014年采集 | 引自清华大学刘立教授专栏https://www.sohu.com/a/256348347_686936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另一个以消极抗疫、追求“群体免疫”效果被人诟病的国家瑞典，其公众科学素质2005年就达到了35%。可见，在公民个体层面上，用科学素质低来解释公众抗疫表现欠佳是不太成立的。
为什么较高的科学素质却没有带来积极的防疫举措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很难直接转化为行动。比如，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了吸烟对健康的威胁，欧美的公共卫生机构也为此展开了大量科普宣传工作，但几十年来，这些戒烟科普的效果并不显著。
与理性的科学知识相比，人性固有的认知偏见会更直接地左右人们的行为，比如过度乐观——人们总是毫无道理地坚信自己比其他人更聪明、更幸运，遭遇灾祸的风险更小。因此面对疾病，人们会认为其他群体的染病几率更高，而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则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此外，科学信息当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公众防疫行动的重要因素。在新冠疫情的不同阶段，各项科学研究的结论总是相互矛盾、日新月异——诸如这种病毒的感染率、致死率、氯喹是否能治疗新冠等等——使得公众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很多研究表明，一旦公众察觉到科学家之间存在分歧，他们就会本能地拒斥任何存在争议的结论。这也造成了美国民众不愿意按照主流科学界的结论来采取防护行为。
科学议题政治化导致立场比知识更重要
除了学界分歧，政治分歧在塑造美国民众的认知和行为方面影响更大。
在美国，许多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如今都已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公众对科学信息的理解和接纳，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站队。以气候变化为例，耶鲁大学的一项长期监测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所持态度的研究发现，不论科学界提出怎样的证据，始终有超过30%的美国公众拒绝相信有关人类行为造成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对这些公众人口构成的剖析表明，这些人是以信奉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中年白人男性为主，恰恰是美国共和党的拥趸。
图 | pixabay
是这些保守主义者科学素质不高吗？并非如此。事实上，拒绝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群体，其教育水平与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群体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保守派会对“科学”与“科学家”进行切割——他们相信科学，但认为大多数科学家已经被自由主义洗脑，不值得相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保守派政客以及保守派媒体的观点，否定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
虽然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不足一年，但新冠疫情的政治化程度丝毫不逊于气候变化议题。围绕着疫情的严重程度、应该采取隔离措施的强度、氯喹是否能治疗新冠疾病等话题，两党信徒或两种价值观持有者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
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在各种场合公开指责美国疾控中心和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高估了疫情的严重程度，采取了过于严格的防疫和隔离措施。与之相应，保守派的媒体和自媒体，以及共和党的支持者们也普遍倾向于淡化疫情风险，相对更抵制戴口罩等防疫行为，更相信美国疾控中心高估了新冠致死数，甚至更相信围绕着新冠疫情的阴谋论。可见，在科学争议问题上，政治领导人的诱导和民众个人所持的政治立场极有可能导致人们抵制主流科学结论。
但随着美国疫情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政策。关注大选的人都注意到，最终让拜登赢得选举的，是各州的邮寄选票，而采用邮寄方式投票的选民普遍都是采取积极防疫措施的人。这些人即便不是民主党粉丝，也对川普政府的消极抗疫政策极为不满，自然把选票投给了拜登。
宗教敌视抗疫背后的科学吗
拜登虽然赢得了这次大选，但仅仅比特朗普多了几个百分点。特朗普仍然有大量铁粉，其中以宗教信仰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为主。由于川普粉丝相比自由派人士普遍更不注重防疫，所以许多人感觉是宗教使美国人拒绝防疫。
图 | pixabay
但正如我们不能用科学素质低来解释美国人抗疫不利一样，我们也同样不能用宗教作为直接的原因，尤其是不能把宗教和抗疫背后的科学对立起来。因为，就美国主流的福音派基督教而言，多年的研究显示，他们并没有系统地反科学表现。虽然教徒普遍不认可进化论，但并没有抵制转基因，也没有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发挥影响。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甚至认为，新教徒精神正是近代科学大爆发的主要的催化剂之一。
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美国的虔信者在防疫方面与非虔信者有显著差异，但这也可能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基督教的虔信者更多居住在农村地区，而这里稀疏的人口密度使防疫局势没有那么紧迫；另一方面，虔信者以高龄人士居多，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谨慎、保守、渐进的防疫措施；再有，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浸礼宗的虔信者大多秉持“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他们相对不那么重视防疫——与其说宗教信仰敌视科学，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科学所信奉的“通过大规模干涉人类行为来增进社会福利”的思想相矛盾。
抗疫得失的科学传播启示
毫无疑问，美国抗疫不力除了上述因素外，很多宏观政治经济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美国民众大都从事服务业，且缺乏储蓄的传统，导致政府在采取隔离措施时投鼠忌器。但上面分析的公众对科学的认知问题，无疑对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实务有诸多启示，而汲取这些经验，又能让科学传播更好地服务于决策和宏观卫生事业。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明了，知识并不直接导致行动，仅靠知识往往难以说服公众采取行动，灌输知识更是如此，因为人们对媒体的采纳和对外界信息的采信，往往是立场先行的。
在中国抗疫期间，虽然公众也表现出一些科学素质较低的现象，采信诸如喝双黄连、吃大蒜治新冠的不实说法，但为何中国在抗疫方面仍然表现优异呢？一方面，这与中国公众的普遍立场相关——笔者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公众对健康防疫行为的采纳，与他们对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医生和科学家的信任显著相关；另一方面，就科学传播而言，尽管公众对突发疫情的认知不足，但依托中国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可以让主流科学知识和疾控机制迅速抵达人群，并立即转变为强有力的防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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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面向公众的科普固然重要，但促进各职能环节的从业者（就中国而言，这包括强大的国家动员系统所涉及的社区管理者、派出所干部、基层领导等）对政策的积极认同和强力执行同样重要。对公众的科普教育工作，完全可以与防疫行动同步展开，双管齐下，以行动的效果深化说服公众采纳科学界主流观点。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种情况说明，科学传播既需要克服传统的片面灌输知识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局限性，又要充分认识到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可能引发人们在科学健康议题上的偏见。在遭遇疫情等紧急状况时，更需要为采取强力组织措施提供知识与信息的支持。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