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思想也是一个市场，但知识分子会美化这个市场。正如科斯所分析的：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他们会夸大自己职业的重要性和道德的高尚性。并认为知识分子是投身于真理事业，而生意人仅仅是谋生或追逐利润而已。思想市场是自认为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保留足够的自由；而商品活动被认为是等而下之，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敲诈和卑鄙的利益诉求，因此需要管制。
所以，多数人并不支持对思想市场的管制或干预，以美国为例，言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属于诽谤，广告是否该受管制，讽刺总统是否被允许，美国社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持久而深刻的争论。在美国学界，左派学者、干预主义者主张对经济自由加以干预，对言论自由则表现得比保守主义更加自由与宽容。这就是他们自称自由派的原因。
其实，只要遵循言论制度的公共决策的“全体一致原则”，不论言论边界多窄或多宽，都是最优效率的。如果全体一致同意禁止言论自由，思想市场还有效率吗？定然没有效率，但当所有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便会调整过来。换言之，“全体一致原则”本质是在自由、平等的公共决策中，公众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换会形成最优的市场制度。
所以，经济学家相信，在有效制度的思想市场中，虽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横行，但真话终将战胜谎言与谣言，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像自由搏击三拳击倒马氏太极。这是一种米尔顿式的乐观。
实际上，我们需要对思想市场保持足够的谨慎，因为思想市场并不够健全。自由市场有三大要素：产权、价格与竞争。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相比，思想市场的这三大要素都存有一定的缺陷。如果制度不完善，思想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没。
先看产权。
思想是无形产品，商品是有形产品，思想在产权的界定上要比商品困难得多。比如，我说“深秋天凉”，或“制度是私人契约的公共化”，这两句话是否可以形成产权？它是否归我所有？是否具有排他性？
在农耕时代，天启性宗教认为上帝掌握着真理，垄断了知识产权；世俗政府也认为，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创作、传播及解释享有垄断权。古代垄断性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千年内卷化。
知识产权不应该被特权阶级或精英垄断。因为知识具有延续性，即便是精英（科学家）创造的知识也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识的创造者，并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创新。
知识产权的延续性，进而导致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
比如，我修建一栋房子，土地是自己购买的，房子是自己出钱建的，土地和房子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这栋房子的设计，不论是我自己设计的还是设计公司设计的，它的设计专利，不具有完全排他性。因为设计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累积形成的创新性知识，尽管我不知道这个“前人”具体指谁。这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形产权的在权利界定上的差异。
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将导致思想市场毫无效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阻碍了经济效率；认为知识是“无主的”、共有的、免费的。
这种主张将鼓励抄袭、扼杀创新。在如今的大学，论文抄袭事件屡上报端。法与经济学家威廉·M.兰德斯与理查德·A.波斯纳在其合著的《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中做了成本-收益的解释。知识产权的反对者忽略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世纪欧洲大陆上大量荒芜的土地也是“无主的”，要获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付出相当的成本——建立防御工事与灌溉设施。知识原本是无主的，但是牛顿、斯坦福大学、吉利德科学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才得以获取。所以，知识是有主的、有产权的，只是其产权具有不完全排他性。
科学的解决办法是知识产权法。英国最早制定《垄断法》，即第一个专利法。此后，人类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这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现代知识产权法主张了知识的非完全排他性，比如有些知识不授予产权，区分专利与著作权的权益，设置专利年限，等等。它既保护了大众的知识创造，也鼓励了精英的知识创新。制定有效的知识产权法解决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思想市场才有效率。
所以，思想，是人类文明延续的产品。知识的延续性支持了思想市场的自由，打破了知识垄断的各种谎言。想要有伟大的发明与杰出的创新，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思想市场的开放与自由，更多人参与知识创造，才能累积、延续、激发更多的创新。
再看价格。
知识的延续性，往前追溯是外部性。如果我们继承前人的知识都是通过交易完成的，也就是付出了应有的成本的，那么知识产权是具有完全排他性的。但是，知识有外部性，知识创新不避免地免费吸收了前人、他人的知识。
知识的外部性，表现为边际成本趋于零，导致价格机制的不完全性。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如专利、著作，是可以获得价格机制的奖励的。但是，教授、学者创造的大量学术文章难以被价格发现。到底是这些文章缺乏价值，还是知识的外部性所致？
有些学术论文被高引，说明其有学术价值，但该文章并未形成价格。这说明知识的外部性破坏了思想市场的价格。有人提出，因论文成名的学者可以通过演讲获利。这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演讲是论文的副产品，也需要投入成本。对学者来说，演讲的机会成本不低。这会导致学术文章“媒体化”、学者“商业化”。这样的学术功利主义便会产生危害性。
解决办法还是要回到学术研究的价格机制上。一般通过公共用品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但是，如果监督与考核不足，教授容易沦为“老板”，套取国家学术基金，学术腐败横行。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建立社会基金与社会荣誉来弥补价格机制缺陷。比如，校友、企业给大学提供大量捐助建立各项研究基金支持科学家安心做研究。更重要的是，社会尊重知识，学界崇拜大师，学者可以获得超越经济利益的学术价值感。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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