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明代官场,两位状元名臣吴宽与谢迁之间有何话头?

作者:史遇春

欲说其事,先讲其人。既然如此,那么,就来介绍一下本文的两位主人公。

第一位,吴宽。

吴宽生于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卒于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享寿70春秋。

吴宽字原博,号匏[páo]庵、玉亭主,世称匏庵先生,长洲(属苏州)人,明代名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吴宽高中状元,授职翰林修撰。

他曾侍明孝宗(朱祐樘)读书。

明孝宗即位,吴宽升迁左庶子;参与修撰《宪宗实录》,进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官至礼部尚书。

吴宽卒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他于书无所不读,诗文很有典则,兼工书法,著有《匏庵集》。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吴宽传》可参看。

说完第一位,再看第二位。

第二位,谢迁。

谢迁生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享寿83春秋。

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代中期的著名阁臣。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谢迁进士第一,高中状元。

他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

明孝宗弘治初期,升进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入内阁参与机务,再进詹事;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晋升太子少保,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为人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善于持论。

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政绩卓著,时人有云:

“李公谋(李东阳的谋略),刘公断(刘健的当机立断),谢公尤侃侃(谢迁的能言善辩)。”

有“天下三贤相”之称。

明武宗(朱厚照)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奏请诛杀刘瑾不克,遂与刘健同致仕归。

后遭刘瑾报复,剥夺诰命。

刘瑾死后,谢迁复职,致仕。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谢迁复入阁,居位数月,极力求去。

谢迁去世后,朝廷特赠太傅,谥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白虎庄(今浙江省余姚市临山镇临山村)。

他著作有《归田稿》八卷、《湖山唱和诗》二卷传世。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谢迁传》可参看。

吴宽、谢迁二位,简单介绍完毕。

从吴宽与谢迁的简介中,可以看出:

一、吴宽年长谢迁14岁;

二、两人均在明宪宗成化朝荣登状元:

吴宽是在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

谢迁是在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

吴宽比谢迁早一科(三年)登第;

三、按照明朝的制度惯例,状元授翰林修撰,故吴宽与谢迁均曾为翰林。

话说,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共23年)时期、明孝宗弘治(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共18年)时期,翰林院声望最重的人物,当属吴宽与谢迁二位。

前文已述,吴宽与谢迁二位,均是状元及第。

这二位,均是仪容修整,行止有范之人。

吴宽其人,温和纯正,包容博厚。他的诗词、文章,均有古人的思想意趣和风范。

谢迁其人,畅达明理,诚实正直。他的诗词、文章,可视为吴宽之亚。

就是因为吴宽与谢迁各方面条件俱佳,所以,他们二人,一时均被看好。

当日,众人均有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二位均有成为公辅(借指宰相一类的大臣)的希望。

明孝宗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农历二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在任上去世。

丘濬(公元1420年~公元1495年),字仲深,琼山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年76岁,追赠太傅,谥文庄。

《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可参看。

丘濬殁于任上,内阁出缺。

丘濬辞世之后,原本吴宽有望入阁。

不巧的是,这个时候,吴宽丁忧归乡。

当日,从各个方面的条件看,谢迁都排在吴宽之后。

说来也是奇巧,吴宽丁忧之时,正是谢迁即将服阕之时。

按照制度惯例,吴宽必须守制,不能在官场任职。

于是,原本属于吴宽的入阁机会,朝廷就给了谢迁。

谢迁入阁之后,在其任职的十余年之间,时人对他的评价是:

能够持正,不失为贤相。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机会一旦失掉,再要遇到一次,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吴宽失去那一次入阁的机会之后,他在官场的职位,就一直处于无法进至高层的状态。

吴宽的这种际遇与状况,很多人都为他不平。

但是,吴宽却毫不在意,他一直都能够从容面对。

那时的人,还有读书人的那股子意气。

对于自己的官场境遇,吴宽能够安然淡定;而谢迁却常常因为自己先了吴宽一步,内心深为不安。

其时,内阁首辅是刘健。

刘健(公元1433年~公元1526年),字希贤,号晦庵,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他师从薛瑄,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登进士第;历庶吉士、翰林编修、翰林修撰、少詹事,并担任太子朱祐樘(明孝宗)讲官。明孝宗即位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后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接替徐溥担任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拜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明武宗即位后,奏请诛杀宦官刘瑾未成,致仕归家。不久,便被列为“奸党”之首,其后,又被削籍为民。刘瑾被诛后,复官。明世宗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逝世,年94岁。追赠太师,谥文靖。《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刘文靖公奏疏》二卷。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崇儒兴学,注重实务。居官敢言,极陈怠政之失,指出财政困难之因在于斋醮、织价、冗官、营造之浪费。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刘健传》可参看。

当日,谢迁曾多次在刘健跟前提及,说是吴宽应当入阁任事。

对此,刘健的回答是:

“等我离开内阁后,再用吴宽吧。”

有一天,谢迁又在刘健跟前说起了进用吴宽,让其入阁的事情。

刘健的回答,还是和以前完全一样:

“等我离开内阁后,再用吴宽吧。”

为此,谢迁还和刘健争论起来。但是,刘健就是不答应。最后,以至于谢迁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他大声说道:

“我难道会偏私吴宽吗?我难道是为了私利才请求吴宽入阁吗?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您请求,请您进用吴宽入阁,是因为:因为吴宽的科第在我之前,因为吴宽的年岁在我之前,因为吴宽的声誉名望在我之前。吴宽的很多事情都在我之前,我比他先入阁,我心里有愧啊!就是因为这些,我才请求让吴宽入阁,我这是在为朝廷延揽重用人才啊!我说了这么多次,您一直不答应,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谢迁说得情绪激动,刘健只是笑笑而已。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驾崩于乾清宫,在位18年,享年36岁。15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次年,改元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

明武宗即位之后,明孝宗时期的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都上章请退。

谢迁最初上疏求退之后,朝廷并未答应,他就留在朝中。

于是,谢迁又上疏,举荐吴宽和王鏊替代自己。

谢迁举荐吴宽和王鏊(《王文恪公笔记》的作者)的行为,让刘健非常不高兴。

为此,刘健向内廷宦官宣言,说谢迁属于王党(当是王鏊一党)一派。

关于这件事情,王鏊在《王文恪公笔记》评价,大意如下:

世俗之情,所处之地势相近,就互相倾覆;人间之态,所居之职位接近,就尽力碾轧;天下之事,所拥之名望厚重,就明妒暗忌。虽然平时也互相握手,表示相亲相敬之意;偶然谈话,还会以肺腑之语相示;似乎都是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至交。

可是,一旦遇到与自己有关的些微得失,一旦面临与自己有关的丁点利害,马上就翻脸如翻书,转面同陌路。这个时候,不但不会牺牲自己的半点利益,还会竭尽全力,把对方想方设法挤进井里;不但要将对方挤进井里,挤对方下井之后,还不满足,一定要再推一大堆巨石,填进井中,这才心满意足、粲然大乐。

这就是唐代昌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所慨然太息的: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就此而言,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举荐吴宽来替代自己呢?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会因为吴宽的科第、年齿、闻望均先于自己,而自以为越俎代庖呢?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因为自己入阁在吴宽之先,而惭愧呢?

像谢迁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多见啊!

谢迁去世后的十多年间,世人说起他来,都还会认为他能持正、他是贤相。

对于谢迁举荐吴宽自代的事情,刘健很不高兴,他还认为,谢迁是王党一派。就此而言,刘健的行为,与前代人物相比,他还真是有愧于古代的大臣风范啊!

最后,介绍一下王鏊。

王鏊生于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享寿75春秋。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名臣、文学家。

他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考中进士,授职翰林编修。

明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

明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诛刘瑾等“八虎”,事败;旋即入阁,拜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在其任上,他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终因无法挽救时局而辞官归乡。

王鏊家居十六年,终不复出。

卒后,追赠太傅,谥文恪,。

王守仁赞其为“完人”。

唐寅(伯虎)赠联称其:

“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王鏊学有识鉴,经学通明,制行修谨,文章修洁。善书法,多藏书 。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

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王鏊传》可参看。

本文主要框架,参照明人王鏊《王文恪公笔记》中《吴宽谢迁》一节。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