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朝的特殊群体，清廷给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优待。
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换句话说，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清军入关后的数十年中，曾按关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圈地，然后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即所谓“旗地”。
▲乾隆戎装画像
按规定，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纳粮但也不准买卖，以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不过，京师八旗主要驻扎在内城，他们既不擅长农耕，实际上也做不到“兵农两顾”，因而这些旗地大多交给“包衣”佐领们管理而由当地汉民耕种交租。
有限的租税不足以养活旗人家小，清廷随后又确立兵饷之制，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发给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同时也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体，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时领取规定数额的俸禄。
▲《弘历哨鹿图》，作者郎世宁，描绘弘历帝及其侍从人员骑着骏马，盘山绕道缓步返回营地的情景
按八旗制度，俸银每月发放，禄米每季发放一次，其规定如下：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每月俸银130两，禄米每年65石；佐领每月俸银105两，禄米每年52石5斗；步军校每月俸银80两，禄米每年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每月俸银60两，禄米每年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营兵丁每月俸银为4两，禄米每年4石8斗；马甲每月俸银为3两，禄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银为2两，禄米每年4石8斗。
除此之外，八旗官兵还享有其他经济优待，如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津贴；如受伤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领取1两的抚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遗孀仍可领取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一文中，学者迟云飞总结了满、汉在社会职务方面的四大区别：一是官分满汉，满人可任汉缺，但汉人不能任满缺（如都统、将军等），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人的权力大于汉人，高级别的职务也是满人多于汉人；二是满汉不婚；三是满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生产，其生活全靠清廷财政供应；四是适用法律不同，满人犯罪，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
▲《马踏飞燕》
为扩大旗人的做官途径，一般旗人除通过科考入仕外，还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规定，“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雍正元年，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等等。
当然，为笼络汉人士子，旗人在科举上不点状元（榜眼与探花亦极慎重），终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间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崇绮曾中过状元。科举上虽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译、挑侍卫，加上其人口基数小，官途上要比汉人宽广许多。
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的满汉总督比例为满57%，汉43%；巡抚为满48%，汉52%；布政使为满28%，汉72%；知府为满21%，汉79%；知县中满人较少，只有6%。中央六部中，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制，即每部各设一位满尚书和一位汉尚书，侍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越到高层，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则以汉人为主。这种状况，直到太平军起义后才有所改变，满总督降为35%，巡抚降为22%，但中央各部则变化不大。
▲《乾隆涉猎图》
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八旗设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无迁居权力）。为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
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一般汉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过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
“旗民”之间不仅在权利上有差别，而且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旗人当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的兵营之中。按清朝规定，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驻扎，而不得与当地人混住。
▲《乾隆皇帝殪熊图》
大体上说，满城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原有城池中划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待区域划定后，原汉人居民全部迁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墙以分隔满汉；另一种则是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绥远、银川等，以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因长时间驻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种程度上的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当然，“旗民分治”也不尽是坏处。一度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的书法家汪东曾说：“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唯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旗民分治”的缘由，一则是兵制，二来也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以免重蹈当年金朝“猛安谋克”制下军功集团强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弊病。就这点而言，汪东曾的话尚属公道。
▌摘自《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金满楼（著），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