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济学家梁建章与李铁关于生育政策调整进行了十余回合的辩论。梁建章教授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教授则反对，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
为此，梁建章教授特意对654位经济学家发起了一次邮件调查，其中收到了242位经济学家的回复。在“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问题上，73%的受访经济学家选择了“是”，只有16%受访者给予了否定答案，另外的11%则选择“不确定”。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由来已久。支持放开生育的普遍理由是，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可预见人口危机和老龄化危机；反对者则担心放开生育会引发人口失控，给公共财政带来负担，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其实，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应以人口数量作为生育政策的决策依据。不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而放开生育，也不能因为人口多或养育负担重就限制生育。
换言之，生育政策需要科学依据。我很明确地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是因为全面开放生育符合经济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的行为，包括生育、迁徙、投资、就业、学习、创业等，都不应该受到限制。除非这种行为造成了外部性，如醉酒驾驶、谋财害命等。人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有目的的经济行为。任何对非外部性行为的限制或扭曲，都会降低经济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比如限制迁徙行为，农民只能在村子里种地，没法外出打工赚钱。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制造业和家庭财富增长。
如果限制生育，就相当于控制了人的自由行为。生育行为受限，会降低了劳动力的自由供给，扭曲劳动力价格。在六七十年代，中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这就制造了一波人口红利：婴儿潮这批年轻人进城转化为大规模的劳动力，加上生育少，养育负担轻，更多女性成为了劳动力。
但是，这是一种经济透支。当“婴儿潮”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面临一系列问题：年轻劳动力不足，生育率低下，老龄化加剧。所以，经济学并不支持人口红利。因为人口红利尤其是持续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和价格被扭曲。
限制性生育政策替代了个人的生育决策，导致人口供给不平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断崖，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均衡的“人口脉冲”。
人口负担论坚持者不相信个人或家庭能够理性选择生育。他们担心，如果生育权不被政策限制，而是回归家庭，可能引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人地矛盾危机。
确实，在避孕套技术未普及之前，生育行为无法“自主可控”，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混杂，孩子成为鱼水之欢的副产品。这就容易造成周期性人口失控，加剧人地矛盾，引发灾难、饥荒和杀婴。在古代，随着人口高峰到来，杀婴行为愈演愈烈。当时有一种婴儿塔，用于丢弃、焚烧“过剩”的婴儿，以女婴为主，颇为残忍。
千万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这种“诅咒”。人口限制论、人口负担论支持者普遍以此残酷的历史教训以及马氏古典人口理论为依据。
所幸的是，避孕套拯救了婴儿。
避孕套将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分离，将失控的生育运动转变为可控的经济活动。至少用避孕套杀死亿万“子孙”，比杀死婴儿，在经济上成本更低，在道德上更少负罪感。
避孕套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避孕套出现后，生育行为纳入了经济增长函数，成为一项以自利为原则的富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从此，劳动力市场恢复均衡，劳动力价格发挥作用，劳动力质量逐渐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催生更多的新技术、新知识及新制度，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
所以，人口负担论是一种无视避孕套的马氏古典人口观。
不过，有人提出，人口失控不得不防。因为人不是理性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理性的。越穷的国家生得越多，越穷的家庭生得越多。这不给社会带来负担吗？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人的行为是不是理性的；二、生育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
首选，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一种灾难性错误。理性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出正确的预期结果，并采取最佳行动。它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天启性。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就不会有竞争，也不存在市场。如果人是非理性的或有限理性的，价格定律、市场均衡就会失灵。所以，经济学与人的理性、非理性或有限理性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不能将经济人与理性人混为一谈。经济人是以自利为原则行事。自利是主观的，是“自以为对自己有利”或“自以为利益最大化”，但结果未知或未必。理性并不是前提假设，而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自由市场的竞争结果反馈是，越趋于理性的人，存活概率更高、赢面更大，非理性的人容易被市场淘汰。这样价格定律和市场均衡依然是有效的。所以，经济学家把前提假设与结果反馈搞混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回到生育行为。生育行为是个人或家庭以自利为原则的经济行为，它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反馈是，非理性的生育行为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被淘汰。每个家庭会根据成本与效用法则判断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几个以及投入多少养育费用。
所以，人口限制论，是一种上帝思维、父爱主义和权力逻辑，违背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人文精神。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个世界最佳人口规模，洞察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最佳生育决策。人口过剩还是过少，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说了算。我们不能说谁是过剩的，也不能说襁褓中的婴儿是过剩的。在自由生育的环境中，人口多与少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人的素质需要多高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正如自由市场上的矿泉水、方便面、手机，过剩与否、质量高低是由市场价格来指挥的，个体的效用来判断。
如果生育行为存在大量非理性，生而不养，生而不育，未成年犯罪率增加，给社会带来负担，这不就是生育的外部性吗？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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