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率使团访问清朝，试图向清廷派遣常驻使节，以便两国通商。
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英王：“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18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大分流时代。延续千年内卷，还是“惊险一跃”，当时的大多数决策者并未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这一宏大的历史性问题。这一问题映射到全球化不确定的当下，亦令人感到焦虑不安。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岛，人口没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而是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格尔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involution”，即内卷化。
1985年，中国社会学家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引入了“边际效用”一词更为准确地界定了内卷化的内涵和外延。
黄宗智认同俄国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的解释。恰亚诺夫认为，“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边际报酬接近于零，为的是家庭成员自身的生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内卷了千年或数千年。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数据统计揭示了一个“千年停滞”的内卷化经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在那个漫长而痛苦的年代，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当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农业生产便呈现边际递减。当边际报酬逼近极限，人类便陷入可怕的存量争夺——屠杀、饥荒、战乱、瘟疫、杀婴，以修正人地矛盾引发的资源冲突。
千年恶循环，万古如长夜。农耕时代的内卷化社会，是一个残酷的“马尔萨斯陷阱”。
直到17、18世纪，人类才借助自由市场及新技术、新制度一步步爬出这一陷阱。换言之，人类内卷化的时间长达数千年，摆脱内卷化不过才区区几百年。
问题来了，人类为何被锁定在万古长夜之中？近代技术为何出现在17世纪前后，而不是14世纪，或者更早？
在万古长夜中，人类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观念、技术，均被一整套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及法律习俗）锁定。
在农耕时代，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有限，信息不畅，货币稀缺，交易风险巨大，世界各地基本都采用农耕计划经济作为生存方式。为了强化生产与统治，统治者设定了一整套制度，如宵禁、海禁、禁止迁徙、“士农工商”等，将人锁定在土地上，同时消灭人的欲望。
所以，农耕计划经济与内卷化制度是相伴而生的。内卷化制度概括起来有三：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
古代欧洲与印度、日本通过制度及宗教固化阶级。古代欧洲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体系。国王靠家族及联姻管理城邦国家，贵族在封地里世代经营，不需要文官体系及职业军人。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爵位可以世袭，底层人永远也不可能跻身到上流社会。欧洲和日本的皇室都是千年一脉，没有人想过去打破这一制度。
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极限压制人们的欲望，压低学习的边际收益。绝大部分人都放弃学习与思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读书改变命运。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宗教将底层人的欲望、信心与动力消磨到极致。
古代中国有所不同，秦国的商鞅改革打破了阶级固化，下等人只要砍得头多就可以往上攀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铁打的龙椅，流水的皇帝，“家天下”轮流坐庄。隋唐之后，统治者使用了文官制度来管理国家，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实现阶级晋升。文官制度让古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知道读书的价值，即考取功名，升官发财。
在古代欧洲，产权限制与阶级固化是一脉相承的，土地产权按阶级等级分配，被限制流通。在古代中国，阶级固化被打破，土地及财产所有权也随之流通。所以，古代中国比古代欧洲在阶级、土地及财产所有权方面都更具竞争性和流通性。但是，为何中国没有率先走出内卷化？
主要原因是信息垄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愿意投资知识，但是其所读的书被限定了，信息被统治者垄断了。统治者利用信息垄断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晋升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所以，内卷化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三位一体，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产权限制是中枢，信息垄断是窗户。
在农耕时代，中国的内卷化制度比欧洲更具规模效应。根据麦迪森的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古代中国可能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内卷化制度在农业计划经济上发挥到极致，导致格尔茨发现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养活更多人口，开拓更多土地，创造更多总量。
但是，以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规模没有意义。农业计划经济惯性越大，就越远离自由市场与技术创新。
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在反复演绎悲剧。社会性死亡，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缩影。古代农村是一个内卷化的封闭体，名声是村民的立根之本。要搞死一个人，不需要报官，不需要审批，只需要搞臭他的名声，让他社会性死亡，甚至还可以直接消灭他的肉体。
比如，王宝强饰演的“树先生”（电影《Hello!树先生》）就在农村社会性死亡，最后精神分裂。又如，通奸浸猪笼，官方默许这种私刑，这也是家族割肉止损的方式。在古代农村，村民及家族会努力地维护声誉资源以避免社会性死亡。
古代的社会性死亡，是丛林法则下的多数人的暴政，是低成本的统治策略，是内卷化社会的产物。
人类千年内卷化，惯性势能极强大。当村落的围墙扩大到互联网，村民口水升级为舆论海啸，人们很难分清，社会性死亡到底是言论自由过了火，还是内卷化的余孽。
“万物皆可内卷，人人均可社死”，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低成本的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与内卷化社会的根源均是公共制度缺失。在传统的信用体系崩溃后，如何构建公共信用体系？如何在公共舆论中保护私人权益？这正是内卷化突破的方向。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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