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在不少国人眼中,这里因供奉着包括着土肥原贤二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是日本右翼分子的“圣殿”。其实,离东京不到5小时车程的爱知县三根山山顶,还有一个日本右翼的“圣地”——“殉国七士庙”。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的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
虽然靖国神社被日本右翼用于祭祀甲级战犯,但并没有他们的纪念碑,也不收存他们的骨灰。实际上,包括土肥原贤二在内被处以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纪念碑和骨灰都安置于“殉国七士庙”中。每年春季、秋季、特别是8月15日战败日,去那里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热闹程度并不比靖国神社逊色。
当地老百姓曾经告诉我:“每年8月15日,许多右翼组织和黑社会成员都骑着隆隆鸣响的摩托车来,他们就像暴走族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同时,到此地来的还包括一些“做事不留名”的日本政客。
我曾到那里采访。亲眼看见入口处有甲级战犯嫌疑人、日本战后首相岸信介题写的“殉国七士庙”纪念碑。往里走3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一座宏伟的“圣坛”。“圣坛”中央高2米左右的石雕墓碑上,赫然刻着“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碑背面还有7名甲级战犯亲笔书写的名字,“土肥原贤二”名列第一。
▲殉国七士庙石碑上赫然刻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侵华罪犯之名
其实,在东京“护国寺”内,还有一个土肥原贤二的墓地。不过里面并没有土肥原的骨灰,骨灰罐中收存的是土肥原贤二的遗书以及他从巢鸭监狱让人带出来的自己头发和指甲。今天,人们很少知道,护国寺墓地的别称“陆军省墓地”。
记得有一次我去冈山讲演。在冈山车站广场看见一块写明“法务死”的大型纪念碑。在日本,“法务死”三个字,翻译成为中文就是“因公殉职”、“为国而死”。而那上面,居然也赫赫刻印着土肥原贤二的名字。
更令我感到惊诧的是,有一次在大阪车站的梅田旧书店街的一家书店里,我居然看到一本名为《秘录:土肥原贤二——日中友好的铺垫石》(芙蓉书房,1972年)的传记。天啊,原来黑白与是非是可以如此颠倒的啊!我当即买下这本书,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用中国传媒人的笔,写一篇土肥原贤二的小传。今年,战后70年,这个机会到来了。
下苦功学中文誓与中国为敌
▲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职业军人家庭。父亲土肥原良永是日本陆军少佐,一心想让儿子继承父业。因此,土肥原贤二自幼接受军事教育。14岁时进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然后经过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4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和为天皇献身的教育,让“成为一名优秀帝国军人”的信念,深深融入土肥原贤二的血液中。
1904年10月,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毕业后,被授予陆军少尉,任职于高崎步兵第15联队。在陆军士官学校里,土肥原贤二不仅成绩优异,还是个语言天才,到底可以说几国话谁也说不清楚,但对汉语是颇有天赋的,几年的学习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还会许多地方的方言。
多少年后,他还给“弟子”传授学习中文的经验——到北京的胡同去转悠,把那些满街吆喝的小贩的话学会了,中文肯定就没有问题!此后,土肥原贤二成为日本侵华人物中掰着手指头都能够数出来的那几个“中国通”之一。
不要看土肥原贤二身材矮胖,“颜值”不高,当年他在军校里面可是有名的“交际男”,结识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等一大批中日军界的“未来之星”,而且是来往密切,交情很深。
▲阎锡山,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同窗之谊”,到关键时刻还真能起作用的。土肥原贤二后来到中国见阎锡山的时候,每次进门都用中文笑呵呵地大声说:“老同学来了,老同学来了!”从而赢得了阎锡山的最起码的好感,上了他的贼船。优秀的语言天赋加上搭建人脉的强大能力,土肥原贤二可以说是那种天生的“特务胚子”。
从土肥原贤二在北京胡同学习小商小贩吆喝的“商业用语”,到他与中国军阀阎锡山打招呼时自称“老同学”的军事交流,我想起日本著名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曾经说过:“日本之所以把中文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因为它与战前日本进出中国的两个层面是相互对应的,即‘商务’和‘军事’。”
而另一名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则把战前日本学习的汉语直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商汉语”,一类是“兵队汉语”。但是,土肥原贤二则是把这两类汉语都掌握在手中了。
他毕业的1904年,正是日俄在中国东北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强烈的“帝国军人荣誉感”直奔脑门。土肥原贤二积极请缨参战并获批准,在战场上也十分卖命,因此战争一结束就靠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实绩,被保送进日本高级军官的摇篮——陆军大学校深造。
▲东京审判情景
土肥原贤二身体结实粗壮,双手布满老茧。不穿军服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冈山农民”。但是,正是这种朴实的外表迷惑了很多人,再加上他性格外向、热爱交际,无论和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甚至在一些中国政客中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说法。英国人理查德·迪肯在《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中说:土肥原贤二“这套能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交往的本事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从少年时代开始,土肥原贤二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过,他从狭小的岛国出生,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土肥原贤二最殷切最热盼的事情就是亲眼看到日本征服中国,从而使其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隅。土肥原贤二曾挤着牙缝这样说:“我在中国从事谋略工作的对手,既不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是南方的孙中山,而是中华民族。”
一锤定音炸死张作霖
1912年11月,土肥原贤二从军校毕业后,曾短暂任职于陆军省参谋本部,次年,他便被派往北京,担任日本第二代“特务之王”、驻华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手,开始了长达30余年恶贯满盈的侵华间谍生涯。
▲张作霖,被誉为“乱世枭雄”,于皇姑屯事件中不幸逝世
“名师出高徒”。1928年,中国的土地上北伐军发起强大的攻势,东北的奉军节节败退。值此危急时刻,土肥原贤二受命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如今,中国流行一句“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的话语,但是,作为“顾问”,至少应该是“自己人”。但是,土肥原贤二并没有担任此职就成为张作霖的“自己人”。
我手头查到1928年3月20日本陆军大臣针对他任职张作霖“顾问”而颁发的《训令》,其中第三条要求他:“在不影响本务的前提下,要尽力谍知奉天军势力范围内的军事、内政、交通、财政经济、地理资源以及列国势力等相关事项”。请读者诸君注意“谍知”二字,就明白此刻的土肥原贤二已经正式成为日本军方打入张作霖势力范围的间谍了!
当时,感受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后,日本方面有人主张在华北谋杀张作霖,但土肥原贤二认为难度太大,主张在东北下手。1928年5月20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决定退回关外,下达“总退却令”。翌日,他发表“出关通电”。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直接操盘,马上启动谋杀计划,选择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要用炸药炸毁张作霖专列。
就在这时,土肥原贤二打来电话询问事情进展情况。
河本大作详细介绍了地点、专家、参加人员,并说:“为了转移社会舆论,找来了两个吸吗啡的游民和一位老百姓,一旦事情完结,将他们处死在爆炸现场。”河本大作半开玩笑地说:“您是帝国谋略家,请对我这个新手不吝赐教。”土肥原贤二倒是也不推却,直接告诉他:“为防万一,你要事必躬亲,尤其要对使用的三个中国人加倍防范。”
更为关键的是,6月3日夜晚,土肥原贤二亲自到车站为张作霖送行,然后将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给河本大作,结果使这次爆炸的命中率百分之百!可以这样讲,没有土肥原贤二最后这一准确情报,河本大作策划的暗杀张作霖计划或许不能够成功!
据土肥原贤二当年在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同班同学、后来担任奉天商议会议所副会长的菅原宪亮战后在《回忆土肥原大将》一文中说:尽管土肥原参与了这起事件的策划,但张作霖被炸死的几天后,他不仅眼含热泪,身着素装,出现在张作霖长长的送葬行列中,还亲自向当地警方以及蒙在鼓里的日本领事们提出抗议,驳斥街头流行的有关日本关东军炸袭张作霖的传闻,让他们不要轻信谣言……
▌摘自《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蒋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