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罹患艾滋的男人，来到这里，短暂地获得了归属感和慰藉。
在包子铺里见到一龙的时候，他显得比上次拘谨了很多，坚持一人点一客快餐，没有要共用的凉菜；我像从前那样点了一份热菜，他也鲜少动筷，只是有些沉默地吃着自己面前的包子和八宝粥，不时用手掌掩住自己的嘴，防止轻咳。
他说，这几天自己有些感冒。人也显得黑瘦了几分。
大约对于一龙或者他的朋友们来说，感冒是件大事。就像当初在那间看似干净平常的红丝带之家里，有一架不出声的时钟在轻轻走动，刻度是生死。
几排软沙发上散落坐了一些男人，多数人的肤色偏暗，都显得瘦。气氛有些沉默，提起话头显得艰难。“这不是绝症，是慢性病”。一个白领模样的中年人对我强调说。对于我的搭讪，他似乎愿意说点什么，却又觉得不合适吐露太多。这里有着一种截然相反的矛盾气氛，过于沉重的平和，无处不在又不便说出的名词。
他回忆了自己得病的经过，从最初一周的完全绝望，到以后的慢慢接受。三年来吃拉米夫定和依非奇多的结果，是脂肪转移，脸和屁股没肉，坐不了金属椅子。最近换药之后拉肚子，正在中药调理。
唯一一个皮肤显得白净的小伙，从前是个厨师。“没病之前脸上还有疙瘩呢”。在这群病友当中，他是唯一的打工者，话头显得活络一些。感染的原因也和在座占多数的“同志”有别，是找小姐。
最初的症状是出汗。盗汗，出热汗，坐在一个地方，过一会不起身，感觉裤子就会黏在座位上。因为心虚，请了三天假上网查资料，觉得自己已经发病，“崩溃，想得最多的是自己什么时侯死”。过后去了医院，确诊之后，反倒定下心来，问医生是否该吃药了。
“绝症都得了，还怕啥？” 他说，自己的抗压能力强。从前看电影，看到银幕上的悲剧像真的，想流泪，“现在知道是故事”。他不想再呆在天津，辞了工作来到北京，找了新的餐馆，住在一间半地下室里。疾控中心有跟踪机制，才到这里就被找到了，定期到地坛医院取药，也来红丝带之家活动。
离开天津的原因，老板和一同干活的厨师帮工都不知情。剩余的心病是，当时他和女朋友分手不久，找小姐的行为发生在恋爱之前，他没有通知她感染的消息，“找不着”。
除了找不到人，他承认自己不敢，“怕她找我”。随即谈起一个病友的例子，因为把感染的消息告诉了别人，被人以曝光隐私要挟钱财。
一份隐约的罪恶感，让他在男女关系上变得慎重。眼下工作的餐馆里，一个女主管很喜欢他，他心理上有回避，不想给她添麻烦，“不能越界”。也有一种挫败感，以后只能找“圈里人”，好在“同志”们不会来竞争。
但仍旧不容易。女病友比例很小，“是稀缺资源”，借助媒人介绍，总算碰上一个，谈了一个多月，他却“深思熟虑”，下决心分手，感觉自己被骗了。
女方常让他买衣服，一个月下来花了一千块左右。让他不舒服的是，女方说他买也行，给钱她自己买也行，他买了裤子送她，她退货换成钱了。分手时女方说，愿意把花的钱退给他。“我说你给我发红包吧。”她却没有了下文。
除了花钱，女方的背景也让他不放心。“她离过四次婚”，说自己是86年的人，身份证上却是79年生。她是河南一个县城的人，说自己从小在家挨打受欺负，养过猪卖过肉，销售过化妆品，开着商店，钱都被哥哥抠走了，哥哥很凶，他不相信，觉得她是找理由不让自己去看她。她还说以后买房一起还房贷，他不相信，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
她来京时两人发生了关系，她要去餐馆看看，他又不敢，怕被她掌握了社会关系，拿隐私要挟。她有很多群，“别人都说她是骗子”，他不死心，但越来越觉得不安，终究还是分了手。分手了十来天，一边还舍不得她，一边又如释重负。
艾滋病人需要找个伴侣的原因，有一条是以后住院手术有人签字，不用惊动家人。得病的消息，回家时都瞒得严实，怕亲人担心，乡邻歧视。1976年生的他常被亲人催婚，就忽悠说没有合适的。“医生说我也能找健康人，但要对方知情。”对于喜欢他那位主管，他没有这个勇气。
眼下只好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他本是惜命的人，得知感染之后，除了抗艾药物还时常吃灵芝孢子粉之类补品，虽说一月的工资也就五六千元。以前从无健身习惯的他，也像白领一样去健身房和跑步，“想要个正常寿命”。吃药的时侯，常常一片药含到嘴里又吐出来看看，有没有弄错，怕一片药没吃引起病情变化。
他还在家乡买了房，考虑到还完房贷就需要20年，交首付前去咨询医生有无必要，“大夫说没事，你买吧”。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染病之后，来红丝带之家成了他的一项日程，“可以说说话，就跟家一样”，还被人介绍当了电视剧的群演，甚至因为爱好军事，去凤凰大厦参加了“一虎一席谈”的现场节目录制，在台下当观众，可以回答问题，还能拿300块钱。
一龙是这里的大哥级人物，厨师小伙初来这里被他开导过。这天他来得稍微迟一点，但一出场仍旧成为中心，军人仪态和自信神情，使人难以把他看成一个感染者。他有一双在警察生涯中练就的眼睛，能立刻辨认出怯场的初来者，靠近谈心，讲解艾滋知识，帮助他们放下怕死的负担，慢慢接受自己成为这里的一员。作为老北京，他打开话头就提到了唱《大中国》的歌星高枫，说他可惜了没上这儿来，“不然死不了。”
他提到那些初次来这里的人，“也有哭天抹地的，说对不起父母的”，有个1.85米的大个子，来了这里就哭，“念叨怎么办，怎么办”，觉得自己快死了。一龙的办法是，先让他们说够了，再告诉他艾滋不可怕。来人怀疑，一龙就给他传递强信号，“100%没问题，吃上药就是正常寿命。”
他自己从2003年开始吃药，一直没发过病。这样的经历在病友当中是罕见的。当初感染病毒的经历，也和这里多数人不一样，是在警务工作中接触了携带者。
一龙说，当时他和同事们执勤，把一群上访者抓进一间屋，和其中一个妇女发生撕扯，双方都出了血。当时不知道这群人是河南文楼村的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上访，受伤后也就是自来水冲冲，创口贴一贴了事，过了几个月开始腹泻，持续一个月不止，彻底体检后得知感染了病毒，才回想起那次撕扯的情形。
和这间屋子里大多数的人相比，一龙的艾滋病毒感染得太早了些，药物依赖进口，单位不报销，两月工资只够吃一月药，两年吃美国药花了十万多，房子也卖了，“母亲说你的卖了不够，我的也卖”，还好等来了国家的免费药发放政策。以后又在医生引导下做了志愿者。
一龙说，自己没有崩溃，但有两年消沉期。“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找不到出路。”不认识别的病友，和外界隔绝，想跟人倾吐，又不敢，怕被人当怪物，“当初在医院查出来，好多护士过来看，拿异样眼光看你，就像我当警察看小偷”。后来医院学习澳洲的经验，发动病人帮助病人，一龙报名做了第一批志愿者，发现帮助别人时放下了自己，“自己还有用，充实了”。
到了饭点，我们去饭堂吃饭，本想点各自分开的面食，一龙却特意要了米饭，点了一个炒合菜，说是好吃。菜上来之后，他首先开始伸筷子挟，还连连招呼我们。心里有点打鼓，不得已开始夹菜，有意无意地只动自己这边，保留一个无形的界限，一龙却似乎全无察觉，伸筷子过来把这边也动了，界限只好放弃。
饭菜吃了一半，一龙又开始普及感染知识，说吃饭之类根本不会传染病毒，只要吃上药，即使是做爱也不会。得了病之后，妻子并没有要求离婚，现在两人还过夫妻生活，做好防范，“有时是她主动”。
当初和一龙一起做志愿者的人，现在坚持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有的患癌去世，有的不干了，觉得没报酬，浪费时间。一龙前几年退休后有大把时间，考了一个社工证，在一个政府扶持的社工机构上班。去了两个月心里慌，还惦记这里，跟领导讲好了，每周请假过来服务一天。
“我面对负能量的能力比较强”，他说。在艾滋感染者当中，一龙建立了一个户外群，每年春天带着20多个病友徒步十三陵水库，打着“天行健”的小旗子，外人看上去，就是一群完全健康的驴友。
在包子铺里，一龙聊到自己帮助的一些感染者。有一个老人“同志”，想找一个男性的保姆，但他附带有性伙伴要求，虽然讲好了另加报酬，但来回换人总是不成功。他上街的时侯怕自己走丢，在胸前挂了一张名牌，上面的联系电话写的是一龙的号码，“完全信任你”。这让一龙开始有些不舒服，后来也就接受了，逢年过节去探望。
另有一个华为的软件工程师，感染上了艾滋，完全崩溃了，和家人断绝联系，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南方，和女友也分手了。一龙和他谈心，打消了他跳楼的念头。去了南方之后，他还常常给一龙打电话，一龙鼓励他和女友恢复联系，告诉她实情。前一阵小伙子高兴地告诉一龙，女友知情后原谅了他，两人仍然在一起，准备结婚了，也回老家去见了父母。
因为感冒，一龙讲得比头一次慢，中间别过脸捂嘴轻咳了一两次，看起来是一个过于谨慎的人。但他脸上渐渐有了光泽，说这件事是让他最高兴的，毕竟救了一个年轻人。
说到自己的网名，他说并不是模仿少林寺的一龙，给自己起这个网名的时侯他还不知道那个武僧。不过发病之后他确实信了佛。“得病了，信仰需求更强一点，很多事情觉得有报应成分，要讲是非”。
譬如一次坐公交车刷卡，一龙没刷上，售票员也没注意，同伴让一龙别刷了，一龙觉得还是应该补刷。再比如从前当刑警审小偷，抵赖几句，就是一个耳光扇过去。假如再回到审讯现场，一龙举起来的手可能会慢慢收回。
*本文选自袁凌《生死课》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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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袁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