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脱胎于北洋系的直系和奉系在三年之间，爆发了两场大战。一样的对手，类似的战场，相当的实力，结果却南辕北辙，偏居东三省的奉系，知耻后勇，后来居上。
奉系靠什么取得战争的逆袭呢？
原因一：军事上的锐意进取
战争是军事的艺术，奉系初战失利后，体会到了艺术的价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调集12万人马，出关作战。仅仅七天，奉军战死2万余人，受伤逃亡1万余人，缴械投降4万余人，军官死伤百余人，战损率近七成，军费损耗3000余万元，张作霖被直系掌握的北京政府撤销一切职务，可以说，当时奉系在军事和政治上遭遇了双重打击。
败局注定之后，张作霖改变思路，着力整军。陆军是奉军的主力，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孙烈臣任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任参谋长，负责部队整编、人事任命、部队调派和日常训练等事宜。
一支军队光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军官和士兵素质的提升。奉军规定：“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部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照此规定，杨宇霆、韩麟春、郭松龄等一大批军校出身的军官，担任起奉军的重要军职。对于士兵而言，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提出了士兵的素质要求，以及量化训练指标。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提升奉军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军之后，奉军拥有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连，总兵力超过17万人。
在装备上，张作霖煞费苦心。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有枪弹厂、枪厂、炮弹厂、炮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等八个分厂，在规模上，连日本人都称其为“东方第一”。工厂生产仿毛瑟枪和日本三八式步、骑枪，枪弹每日产量达10万发，满足了奉军日常训练和对外作战的需要。此外，奉军在1924年拥有飞机50余架，空军初具雏形，以食品加工、军需运输、医疗设施等一系列后勤硬件也逐步完善。
就军事力量而言，奉军在与直系再次开撕之前，实力早已突飞猛进了。
原因二：政治上主客易势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一方面利用执掌权柄之机，摆出“民国法统”、“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等伪善姿态，另一方面大肆媚外卖国、制造“二·七惨案”以及组织“曹锟贿选”。政治成为“皇帝的新装”，直系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全国上下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在舆论的一致攻击和反对下，直系的政治生态陷入孤立状态。
面对直系的“踩雷”，奉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排雷”措施。张作霖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直舆论攻势。1923年10月，他撤回东三省议员，以示对贿选的不满，同时，旗帜鲜明地宣布：“凡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政，剽劫国帮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投前躯，与众共弃。”表达了强硬的反直立场。这番言论取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张作霖的第二步是拉拢各股力量，形成反直统一战线。他迅速响应孙中山提出的“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两人为此多次会面，就政治上的反直立场达成共识。1923年，奉、粤、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一番政治运作后，奉系不但“师出有名”， 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还对直系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原因三：经济上秣马厉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争也不例外。1924年，直系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民国日报》直言：直系“度日之资，年不敷一亿二千一百万，财政债七亿二千三百万，交部债尚不在内，加之，关税会议召集无期，‘颠覆’之祸迫在眉睫。”直系的政治劣势，导致财政上“外债无源，内债难举”。
首尝败绩的张作霖对东北经济下了两副猛药。首先加强“造血”功能。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推行经济改革。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前夕，奉天一省以农业为税源的统税，从2831275元增长到7524687元，年均增长20.72%，东北经济低开高走。其次注重“输血”功能。1922年至1924年11月，张作霖大举向日本借款6次。有了经济作后盾，张作霖向奉军宣布：“各部队人员必须足额，军队吃空饷者严厉处罚。”奉军官兵士气为之一振。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费筹集了5000万元军费，“奉天省自担五分之三，其余二千万，吉黑两省各认一半，不但奉军所需已足，且可接济广东军队。”张作霖通过退出政坛的段祺瑞，向断饷六个月的直系冯玉祥赠款三百万，“用以分化、瓦解直军”。张作霖用经济包裹的“银弹”，对直系发起了致命攻击。
上图_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天津的直系士兵
原因四：外交上全面开花
民国初期，外强纷纷借助军阀势力，充当其利益“代理人”。直系有英美撑腰。1921年，直系曹锟从意大利采购了4011吨军火，这批军火除了常规炮弹之外，还有新式菲亚特机关炮。1922年，直系又从德法两国进口飞机和大炮等军火，武器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为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奠定了基础。
日本一直是奉系的后台老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正值华盛顿会议结束，日本的海外扩张势头受阻。奉系战败后，多次派人赴日接洽军火采购事宜。1923年开始，大批日本军火陆续抵达东北，采购大量步枪、手枪、机关枪以及弹药之外，“购入飞机十二架，载量八百吨”，“助给大炮十五尊”，“炮弹皆日本电气赶造”。
1924年，直奉再次开打。日本不但提供情报支持，还派出大量军官协助奉军作战，数量占下级军官总数的1/4。即便如此，战事仍然一度焦灼，奉军弹药供应困难。张学良曾坦言，如果弹药无以为继，“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土匪了”。关键时候，日本向一、三联军运送了大量急需的弹药。奉军得到弹药续命，顺利打破僵局，成了战场胜负的分水岭。外交的助力，无疑给奉系取胜增加了重要砝码。
1924年9月3日，张作霖出动奉军6个军，共计15万人，兵分三路出关作战。直系曹锟组织了近20万人进行防御作战。10月22日，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首尾难顾。10月31日，吴佩孚率残兵2000余人，由塘沽坐船撤退，其余部队难逃全灭或投降的命运，奉系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完胜。
作者：计白当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娄向哲《第二次直奉战争与日本的关系》
【2】苑毓翔《解析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利的原因》
【3】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
【4】陆坤鹏《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的力量对比分析》
【5】郭春修《奉系集团军事现代化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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